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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川文集

2008年11月26日星期三

古川：谎言体制下自由媒体的扩展

第一章 谎言体制的坍塌

1941年，中共在延安创办《解放日报》。这是中共创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由《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而成。创办初期，它并不是中共的宣传机器。但1942年，陆定一主导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便确立了党报宣传机器体制：（1）编委会每个成员分工联系一个党、政、军领导机关，使加强党的观念落到实处；（2）建立稿件审查制度，规定重要的社论、消息、通讯、文章，由党中央审定；（3）建立检查报纸制度，实行领导人看大样制度等。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之时，就是中国进入极权社会之际。从此，中国人也就从“动物人”转变为“植物人”，对“动物”来说，还可以自由跑动，但对“植物”而言，连跑动的权利也没有。正如因“党天下”言论而被毛泽东打为右派，被邓小平维护“反右”的“正确性”而拒绝给予平反的储安平先生所言：“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

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对于报纸，采取的是事后惩罚机制，也就是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创办报纸，只是在报道了国民党不高兴的新闻后，才可能被取缔。被取缔后，还可以换一个名字继续出版。而1949年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后，知识分子根本不能自由创办报纸，要得到共产党的批准才可以办报纸。

中共建立政权后，将中华民国时期的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全部接收，并把这些媒体“改造”为中共控制下“以《人民日报》为龙头”的宣传机器。这种宣传机器就是被民主世界视为邪恶之至的“洗脑”，也就是意识形态灌输。经过这种“改造”，民国时期曾经兴盛过的民间媒体从此消失，除了中共党报外，只剩下形式上由所谓“民主党派”主办但归中共领导的《文汇报》、《大公报》与《光明日报》，这些“民主党派”报纸必须按照中共的节拍跳舞。

1951年，曾积极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中国民主同盟”以为毛泽东会实践当年的承诺，让其参与国家管理。该同盟在中共的许诺与支持下办了一张表面上由“民主党派”主管的《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以为有了自己的言论阵地，非常高兴。但随之发生的一件事情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当时中共中央针对一件国际事件发表了声明，并由新华社为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代写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共产党的立场。《光明日报》认为自己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于是将民主党派的那个声明放在了头版一条，将中共中央的声明放在了头版二条。结果引起中共高层震怒，认为这样排版是一场“政治事故”，中共宣传部命令追回这一天的报纸，全部销毁，立即重新排印；并指示《光明日报》必须要像《人民日报》那样，将中共列在前，民主党派摆在后。

由于中共治下的媒体实行审批制，任何媒体都必须挂靠在党政机关之下，让党政机关作主管与主办单位。更兼之公众无结社自由，这确保了公众不会有任何公共领域发言可能，不会对中共存在任何威胁。

在中国，甚至连“新闻”的基本定义也被长期纂改了。在一般公众眼里，新闻与宣传是同义语，因为新闻媒介受党的各级宣传部门直接领导，其主要职能是宣传。这与美国政治学者、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对“宣传”的定义何其相似乃尔！哈氏说：“宣传，从最广泛的涵义来说，就是操纵表述来影响人们行为的技巧。”但新闻与宣传在本质上有许多不同：（1）宣传重符号，新闻重信息；（2）宣传要反复，新闻要新意；（3）宣传重观点，新闻重事实；（4）宣传重时宜，新闻重时效；（5）宣传重操作，新闻重沟通；（6）宣传有重点，新闻讲平衡；（7）宣传要花钱，新闻能挣钱。宣传常常与党派和团体私利、偏见等涵义相联系。

极权国家维持统治的两手就是暴力与谎言。暴力依靠于军队警察，谎言依靠于宣传机器。这也就是毛泽东的“枪杆子”与“笔杆子”的问题。德国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前苏联从列宁到斯大林，一直都将媒体当作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机器。苏共的这点统治经验，尽管被民主世界视为邪恶之至的“洗脑”，却被中共全盘照搬，且“青出于蓝且胜于蓝”。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众素质不高且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国家里，控制媒体就基本上能左右国民的思想。

媒体是宣传机器，政府将其定位为“党的喉舌”，即媒体必须为党的利益说话。粉饰太平被视为媒体的主要职责，至于什么是事实并不重要，记者的道德良心也必须让位于政府利益。记者们曾编了一段打油诗来描绘媒体的角色：“新闻媒体是条狗，天天蹲在党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

媒体在中宣部的操纵和控制下，对国内情况，说今天中国又取得世界巨大成就；对国际情况，说世界还有2/3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于这些谎言，人们真诚地相信。

但是，1956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共号召知识分子向其提意见的“阳谋”，转眼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300多万知识分子打为右派。知识分子怀着真挚的心向党提改进意见，党却以“右派帽子”来对其进行“奖励”。这让知识分子们伤透了心，开始怀疑起党的统治。从而，这座由谎言建造的体制也开始坍塌。

林彪事件对知识分子的震撼是非常强烈的。那时，每天吃饭前，民众都被要求像仪式一样说，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本来，毛泽东被塑造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明察秋毫、洞察一切的万能之神。但他培养、指定的接班人却要暗杀他，是个野心家，是投敌叛国的反革命，天下还有比这更荒谬、更不可思议的吗？事后中央发下一份文件，据说是毛泽东在1966年写给江青的信，用来说明毛早就知道林彪心术不正，当时接受林的吹捧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依照这种解释，无异于承认毛在玩弄权术，把全党和全体革命群众都蒙在鼓里。这岂是一个“伟大领袖”的作为？总之，官方的说词充满破绽，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自相矛盾，顾此失彼，无论如何都不能自圆其说。人们意识到，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是那么英明，也是要犯错误的。于是，对毛的迷信开始消解，毛的神话开始破灭。因此人们觉醒了，开始怀疑整个谎言体制。

第二章 地下媒体

人们开始怀疑谎言体制，但官方完全掌控媒体，大众开始尝试寻找新的传播渠道，最先找到的就是大字报。

1、大字报是把双刃剑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大饭厅出现第一张“大字报”，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中共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向其提建议之后，北大学子响应号召而贴出的中国第一张大字报。随后北大学子贴出了一张张的大字报。这一天也被称为“五一九运动”。后来，这些大字报成为“向党进攻”的“罪证”，写大字报的人也被打为“右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民主人士与知识分子向党提建议而发明的大字报，随后却成为揭发、批判他们的工具，并且被毛泽东赞扬为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

在“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广泛使用。宣传机器也对大字报功效一再推崇，其作用被吹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在那个不断“创造”神话的年代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的滑稽剧。

“大跃进”后，大字报一度沉寂下来。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8月5日，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也在中南海亲自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彻底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大字报表面上谁都可以使用，但事实绝非如此。那些“牛鬼蛇神”没有张贴大字报的权利，甚至，堂堂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受到诬陷的时候，贴出了一份答辩的大字报，贬眼之间也被撕成了碎片。

“文革”大字报几乎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先是以择其所需的语录开篇，接着写一通形势大好，然后笔锋一转，抓住被征讨者的只言片语，或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再佐以“砸烂”、“横扫”等“革命”语言，随意上纲上线，任意口诛笔伐，欲置被征讨者于死地而后快，用当时的时髦语言说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其永世不得翻身”。

1975年，大字报被写进《宪法》，与大鸣、大放、大辩论一起被称为“四大”。

实际上，大字报是1949年后民间唯一一件不为官方所有完全有效控制的宣传机器。它本身存在匿名发表、绕过官方登记、无时空限制等特点，从而潜在具备自由传播的特征，并有可能在某些时刻突破禁锢。“文革”初期，大字报几乎全部被作为夺权或泄愤的工具，但逐渐地，“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乃至于风行。在“文革”中期，质疑“中央文革”乃至林彪、江青甚至毛泽东的大字报就时有所闻，而到了1976年“四五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字报的火力更有转向，乃至开始非难“四人帮”以至置疑毛泽东。

文革结束后，大字报曾相对自由地存在了一段时间，在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而且邓小平也借用了大字报中呼吁他出山的民意，取代华国锋，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但很快，“西单民主墙”出现了批评邓小平的声音，促使他强硬地封杀了大字报，逮捕了魏京生，并进而在宪法上取消了“四大自由”。

从1956-1982年，这26年时间里，中华大地上共贴出了多少张大字报，恐怕是永远无法统计出来，但大字报成了这些年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手抄本：民间传播渠道的开拓

在1949年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文革中，大量书籍被焚烧。但由于存在“内部读物”，这些书属于禁书，采取内部出版内部发行，只供党的高级干部看，这种“内部读物”，一般为灰皮，因此叫“灰皮书”。“灰皮书”有《第四十一》、《一寸土》）（苏联小说，巴克兰诺夫），《跟着太阳走的人》、《高空》、《雁南飞》（以上为苏联电影剧本），还有一些政治书籍《铁托传》、《斯大林传》（托洛斯基撰写）、《新阶级》（南斯拉夫，德尔拉斯）。其中《新阶级》一书影响甚大。德尔拉斯是南共理论家，他认为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如不加以防止可能会产生一个压迫人民的新阶级。这令人联想起文革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

除此之外，“内部书店”出售黄皮书，“高干”持特殊证件方能进入购买，这些书封面多为黄色，内容多为苏联小说，所以叫“黄皮书”。布隆恰夫的《经理的故事》、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和《白轮船》、《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等都是“黄皮书”。

这些“灰皮书”和“黄皮书”，高干可以购买和阅读，其子女也就能阅读，随后高干子女的朋友也就能读到。那时没有复印机、传真机，更不会有博客，也很难得到油印机。这种书一般一个高干子女只会有一本，但想看的朋友却很多，这些人就想出一个解决办法——采用复写纸抄书。把书撕开，一人抄一部份，抄一次就是好几本。当然由于每个人的字迹不一样，可能一本书存在好多种字迹，但书通过这种方式传开了。而且参加抄书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进行多次传抄。

但“灰皮书”和“黄皮书”种类有限，而且这些书都是国外的，离中国现实比较远。一些人开始尝试自己创作。这些作品创作时是手写的，加之被大量传抄，被称为“手抄本”。手抄本从内容上可分为四类：

一、讲述常识和个人诉求：如张扬的《归来》（这本书以《第二次握手》发行了430万册的）、遇罗克的《出身论》，毕汝协的《九级浪》，《逃亡》，《南京知青之歌》、《重庆知青之歌》、《鸭绿江之夜》、《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等；

二、配合高层政治斗争：如《梅花党》（或叫《一只绣花鞋》、《三朵梅花图》、《一张梅花图》等）、《绿色尸体》、《李达之死》、《红都女皇》等；

三、充满娱乐性与猎奇性；如《303号房间的秘密》、《一百个美女的塑像》或《第一百张美人皮》、《金三角的秘密》、《地下堡垒的覆灭》、《三下江南》、《一缕金黄色的长发》、《十七枪打死赵连元》、《远东之花》、《一块手表》、《一个绣花枕头》、《三条命案》等；

四、“禁欲”年代被称为“黄色读物”：《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梅茹回忆录》、《新婚第一夜》和《幸福的秘密》等。

《九级浪》于1970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间传抄，并逐渐扩散开去。小说在当时得到普遍欣赏、认同。与《九级浪》同时流传的还有一部《逃亡》。《逃亡》记述，在东北插队的几名知青，扒火车返城的经历。小说运用不同人物的回忆，包容了文革初不同的生活层面，有人性的丑恶、污秽，也有一闪即逝的美妙片断，不同的回忆片断，剪辑在一起构成了文革的历史场景。这是一部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暴露黑暗面的作品。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把知青悲惨命运揭示的这么尖锐、深刻。

在那个宣称要“触及灵魂深处”的运动中，连汉语中所谓“白纸黑字”的说法，都曾染上了令人惊恐的特定含义，大致可以等于“罪证确凿”的代称；甚至就连一封寻常的家书，到末尾处也往往要暗示阅后即毁。由此就不难想见，在一个越少动笔越发安全的环境中，大张旗鼓地去抄写这类很可能招灾惹祸的可疑文本，这本身就显得相当反常，从而也见证着某种难以遏止的心理冲动。

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就要数任毅那首《南京知青之歌》了。1969年，南京知青任毅在江浦县下乡插队期间，写了一支歌，传唱中被命名为《知青之歌》，今天看起来这支歌无非就是有点小资，“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雄伟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告别了家乡……”任毅把这首歌写出来后，第二天唱给同点的知青听。但知青们却通过口口相传，把这首歌传遍了全国各地，以至于任毅在新疆插队的妹妹都会唱。两个月后，任毅回家探亲，听到妹妹唱，让他吃了一惊，但他没有告诉妹妹是他写的。后来甚至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首歌，但被改成男声小合唱，歌名也被改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任毅听了苏联播放，认为问题严重，走进南京娃娃桥看守所去自首，接待他的人认为没事。但半年后，娃娃桥看守所却用汽车把他押送到劳改队。1969年底，南京开始批判《知青之歌》，原因在这首歌被上海回城的知青广为流传，被一批人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告密，革委会立即向中央汇报，引起了“四人帮”中的江青、姚文元的重视，他们批示要上海成立专门小组调查。因此，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中国人传统的节日——元霄节，任毅被抓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期间多次被绑到刑场，后来由于许世友认为不该判死刑，改判十年徒刑，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狱，差45天九年。

1976年初，杭州汽轮机厂23岁工人李君旭伪造了“周总理遗言”。这篇“遗言”在短短一两个月就传遍了大半个中国，仅安徽一省，就抄出6903份，收缴30028份，可见它的流传之广，威力之强大。1976年4月5日，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的诗词就有794首，几十万人在天安门读诗、抄诗，引发了“四五”运动的爆发，显示“手抄本”这种民间传播力量的伟大。

在图书严重匮乏的年代，抄书风气像伤风一样在知青之间互相传染，有人抄唐诗三百首，也有人抄中华活页文选。但是，“文革”手抄本是当时国人文化精神诉求的晴雨表，它在极权主义的危境中开辟了全新的非官方民间出版传播渠道。

3、地下沙龙

1967年春夏之间，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口号下，全国范围内各大专学院、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如：刊载《出身论》的北京《中学文革报》（四三派报纸）一次印刷30000份，一抢而光。《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又引来“四四派”小报载文与之辨论，也销路不错。老红卫兵派则办有《莱茵报》、《新湘江评论》。在大学则有《井岗山》（清华）、《东方红》（矿院）、《长征》（石油学院）等等，这些小报不下有二三十种。一时小报大街小巷满天飞。“中央文革”所利用的几个组织：清华井岗山、地质东方红等小报，经常透露出一些“中央精神”，左右运动发展。如“联动分子陈小虎在广州被抓”等谣言也是通过这类小报登出，意在攻击陈毅。这些小报上登有政论、评论、杂文、诗歌、散文。1967-1968年北京小报满街，加上外地小报入京。当时小报的销售不成问题，一般人为了解瞬息万变的运动情况，搜寻小道消息，都乐意购卖小报，但对其报上观点，一般并不认真对待。

在北京各中学“四三派”、“四四派”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同时，“老红卫兵”已开始脱离政治斗争。除—部分人结伙进行文艺演出，大部分开始“逍遥”。作为被当时批判的“逍遥派”、“颓废派”这些人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学写新旧体诗等，这就是后来文艺沙龙的雏型。

实际上，早在1962年年末或1963年年初，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与张鹤慈、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组织“X诗社”。这是最早的地下沙龙。郭世英由于看不惯他父亲没有骨气，想与俄国“十二月党人”一样生活。这个小组研究讨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等等敏感问题。没过多久，他们的言论和活动，引起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将他们的书信和油印刊稿截获。由于赫鲁晓夫的名字俄文拼写的第—个字母也是X，X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集团”。郭世英被定性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性质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被迫于1963年夏离开北京大学哲学系，下放河南西华农场劳动。三年后回到北京农业大学学习栽培学。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

“X诗社”惊动了毛泽东和中共高层，一是X诗社的成员多是高校学生，二是成员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有军队的高级干部。张鹤慈是北大教授张宗炳的儿子，而张宗炳则是著名学者张东荪的长子。

与“X诗社”同时成立的还有，张郎郎、张久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州、杨孝敏、张润峰等人组织“太阳纵队”诗歌沙龙。这个沙龙宣称，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X诗社”成员的被捕，使“太阳纵队”如惊弓之鸟，才活动几天即自行解散。

当张郎郎逃跑时，给朋友写下：相信未来。郭路生因此而写下了那篇名作《相信未来》。仅仅凭着《相信未来》一诗，郭路生名满天下。他的诗在当时的青年中间秘密流传甚广。无论是在山西、陕北，还是在云南、在海南岛、在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传抄他的待。郭路生成为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的第一人。北岛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1969年冬天，部分知青由农村逃回城市，留在城市的知青与从乡村归来的知青重新聚合，组成“地下文艺沙龙”，大家一起谈哲学，谈马列，弹琴唱歌，也搞文学，蹬自行车外出野游。在北京有黎利的沙龙和赵一凡的沙龙。

其中赵一凡的沙龙特别活跃。文革初，赵一凡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北京，到北大、清华等校去抄大字报，致力于收集民间流传的各种各样的小报、传单。文革后期，收集各种手抄本的诗歌和小说，并传播这些手抄本书籍。交换图书，交谈读书体会，是其沙龙的主要活动，一方面扩大了“圈子”，另一方面促进了文化启蒙。郭路生和齐群等人，以及后来形成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有过接触交往。

“九一三事件”之后，文革进入低谷，北京的沙龙开始活跃起来。1972年夏天，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一个小小的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她是当年“二十八个半布尔维克”中那半个布尔维克徐迈进的女儿。这个沙龙是大家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书籍画册、为某一位成员过生日、出游等等。由于有后来成为“白洋淀诗派”的头面人物的岳重、栗世征参与这个沙龙，因此这个沙龙被称为“白洋淀诗派”诞生的产床。芒克、岳重、多多、宋海泉、方含、赵振开（北岛）、江河、甘铁生，这些人都在白洋淀插队或游历，从1971年后分别开始写诗，因此被称为“白洋淀诗派”。

在各种沙龙中流传的诗歌，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赵一凡的沙龙。出入赵一凡沙龙的文学青年们大多都开始学习写诗，几乎人人是诗人。

1974年1月，赵一凡的文艺沙龙被公安局抄获。大量地下文学资料被作为“反革命文艺”材料抄没。赵一凡被定为“第四国际”反党集团首犯，其余十几人作为集团主要人员被捕入狱。因此，北京地下文艺沙龙纷纷解体。

虽然地下沙龙解体了，但是这些沙龙的聚集者后来创办了民办刊物，成为八十年代的启蒙者。

第三章 民间媒体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的极权主义时代结束。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政治气氛的宽松，成千上万的民众从各地涌到北京，找中共有关部门上访告状，要求平反他们过去的冤案。在以往的各个政治运动中被迫害的人以及被牵连的家属，总数约一亿人，占当时中国大陆人口的1/10.

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加之信访部门的官僚主义，大批冤案得不到平反，很多上访人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那时胡耀邦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还没开始，这要等到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正式开始。因此，1978年秋天，一些上访者把他们的冤情写成大字报，贴在北京中南海旁边西单十字路口东侧路北一排约有200米长的灰色矮墙上，向社会各界申诉他们的苦难并寻求援助。因为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在此之前，常常有人在这排矮墙上贴寻人启事和小广告，引人注目。大字报越贴越多，后来人们称这堵贴满申诉材料的墙为“西单民主墙”。

开始，只是在申诉冤案，但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有人开始探究产生这些冤案的背后原因。有的大字报提出，“没有毛泽东，林彪和四人帮能不能获得权力？”有的直接问：毛泽东难道没有错误，人民难道不可以议论他的错误吗？这些议论的结果是“毛泽东不是神”——一张近万言的大字报从毛泽东的错误阐述到制度问题，认为“没有哪个人可以一辈子不犯错误，关键要有一个有效、健康、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制度来保障。”他们提出“我们没有特别的野心，我们是普通人；但我们要做一个幸福、自由的普通人。”

随着各种冤情被披露，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暴行被不断揭露，人们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民主墙上的政治评论也越来越多。但由于这堵民主墙面积有限，要张贴的大字报太多，往往上午贴出的，下午就被其他大字报覆盖。于是一些人开始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组织民间团体，出版油印刊物。从而开始了中共统治下第一次有群体民间组织和民办刊物的历史。

这种在北京街头自由张贴发表政见的大字报源头，要追溯到1976年清明节时的天安门事件。那时，“四人帮”的罪行早已天怒人怨，趁清明节的时机，人们纷纷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送花圈送挽联，越来越多的贴出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诗文，形成了1976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这也是促使结束“四人帮”专政的一股强大的群众力量。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也贴了很多怀念周恩来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1978年清明时，纪念碑周围贴的政治诗文更多。1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华和尹明的大字报发出建议，他们认为，应当把张贴政治性的大字报经常化，不必限于清明节。文章说：“我们应该把这块地方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当时，人们认为这就是“民主墙”的倡议书。当然，天安门广场不适于成为经常张贴大字报的地方，人们在寻找一个更为适合的场所。

这时，出现了一件事，更直接引发了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文革”一开始，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被停刊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青年》于1978年9月11日复刊，《中国青年报》于10月7日复刊。出人意料地是，《中国青年》的第一期复刊号登有介绍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中同“四人帮”作斗争，在迫害面前坚强不屈的青年工人韩志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选登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这本诗集曾印行过，遭到汪东兴的批评，此次《中国青年》以《青年革命诗抄》为标题，选登其中一小部分）。这触怒了当时主管宣传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他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复刊号通通收回，禁止发售，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愤慨。有人把这一期杂志一页一页地张贴在西单那一排矮墙上，轰动了北京城，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到西单墙去看。很多人读后，在这个墙上贴出短短的大字报和长长的小字报，表示反对禁止发售《中国青年》。另一些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求民主、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大字报，也越来越多。如这年12 月贴出的任畹町、魏京生等写的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些青年还自发地组织了一些民间团体，出版了一些民间刊物。来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因而人们把这里叫做“西单民主墙”。

实际上，比“西单民主墙”早十几天前，贵州诗人黄翔与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组织了“启蒙社”，出版刊物《启蒙》，并把它贴在了天安门广场东侧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门前巷口和巷内两侧的木板围墙上。在1978年10月11日出版的创刊号上，黄翔发表了长诗“火神交响曲”，这首诗猛烈抨击了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呼吁放弃专制和封建迷信和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府。黄翔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观者如潮，有其天时地利人和等特殊条件。他对此的说法是：“立于天安门广场，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个屁也是惊雷！”从时间和北京的政治环境看，那时即使不出现黄翔，也会出现王翔。

当天晚上整个北京全城戒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华国锋以为要发生“匈牙利事件”了。黄翔等四人的档案用三叉戟飞机送到了北京。那时中共中央内部斗争还很激烈，有人坚持两个“凡是”，有人要摆脱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邓小平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形势和民间的力量。之后，黄翔他们四人来到天安门广场，解开裤子，光天化日之下朝毛泽东像撒了泡尿。

黄翔第二次上北京，在1978年11月24日中午十二时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宣告成立民间民主社团“启蒙社”。黄翔还爬上楼梯，在面对毛泽东纪念堂的一排木板钉成的墙壁上刷下了两条大幅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黄翔的文章和标语贴出后，迅速在北京流传，关心政治的人大多知道这件事情。

一首张贴在街头朗诵在街头的诗，成为北京人谈论的话题，实在是由于诗中的人权和政治诉情。黄翔的诗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人权政治诉情强烈到人们往往已不大去注意诗本身的才情，尤其是在他朗诵的时候。黄翔在朗颂中多次向热烈的围观人群高声征询：“新式偶像该不该砸碎？”“精神长城该不该拆除？”每次都得到轰响的回应。也许，可以说黄翔的诗是用艺术调制的人权政治诉情。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在当时的中国才会产生热烈的反响，也才可能以这种独特的浪漫的方式在当时的中国产生。

不久，一批“启蒙社”成员认为黄翔的观点保守，分裂出去成立“解冻社”。在1979年2月27日出版的《解冻》刊物中，倡导卢梭的人权思想、孙中山的民主理念、基督教的和平精神、节制和世界人类之爱。同时提出中国应实行两党制，由国、共两党公平竞争。

1978年12月23日，北岛、芒克、黄锐、陆焕兴等人创办了文学刊物《今天》。在创刊号“致读者”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剥离出文化专制的实质：“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今天》第一期出版后，编辑部因是否卷入政治而出现分裂，除了三个发起人，即芒克、黄锐和北岛以外，都离开了。从第二期起，《今天》开始走向正轨：基本保证定期出版，并通过邮寄发行到全国，每期一千本，并先后出版了四本丛书。但《今天》发表的诗歌被官方贴上“朦胧诗”的标签。严格地说，《今天》诗歌与其说是艺术流派，不如说是松散的文学团体。如果说有什么共同倾向的话，那就是对一统天下的主流话语的反抗，摆脱意识形态的限制，恢复诗歌的尊严。

青年工人任畹町主办的《中国人权》杂志，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该刊提出十九点宣言，其中包括呼吁把毛泽东纪念堂迁出天安门广场等。

在众多民刊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由青年工人徐文立主持的《四五论坛》。这本刊物团聚了一批热心探讨中国前途的青年理论人员，发表了很多极为大胆并有创见的文章。

和《四五论坛》观点比较相似的是，1978年底，陈子明、周为民、韩志雄、王军涛、李盛平、吕朴、吕嘉民、王雷、闽琦、李南、郑晓龙、严江征、毕谊民等办起民间独立月刊《北京之春》，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主张民主、科学和政治改革。这些人是一批干部子弟，认为自己是站在党内改革派一边的。该刊经常刊载一些党内消息，呼吁为被毛泽东打倒的一些中共高层干部平反。

据许行先生为《中国民办刊物汇编》写的序言“中国民刊的崛起和挣扎图存”一文中统计，当时在北京出版的民刊至少有55种。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探索》、《四五论坛》、《今天》、《北京之春》、《启蒙》、《沃土》、《群众参考消息》、《求是报》、《民主墙》、《人民论坛》、《中国人权》、《解冻》、《新天地》、《民主与时代》、《科学民主法制》、《生活》、《原上草》、《燧石》、《哲理》、《火花》、《百花》、《狂飙》、《我们》、《墙》、《时代》、《学习通讯》、《北京青年》等。

除北京西单的民主墙外，至少其他26个城市也有各自的民主墙。在北京之外，至少还有127种民刊在出版发行。它们中较有影响的是，上海的《民主之声》，广州的《人民之声》、《人民之路》、《生活》，天津的《渤海之滨》、《新觉悟》，青岛的《海浪花》，长沙的《理想通讯》、《共和报》，开封的《无名》，杭州的《沉钟》、《思考》、《浙江之春》，武汉的《钟声》、《启明星》、《记事报》，贵阳的《使命》、《崛起的一代》，长春的《雪花》、《眼睛》，哈尔滨的《下里巴人》，宁波的《人间》、《飞碟》，温州的《呐喊》，太原的《习作园地》，锦州的《民主和法制》，西安的《视野》，保定的《潮》，重庆的《小字报》、《公民报》等。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会刊《责任》。

此外，很多大学也办了学生刊物。如较出名的有复旦大学的《大学生》，中山大学的《红豆》，武汉大学的《珞加山》，南开大学的《南开园》，四川大学的《锦江》，吉林大学的《赤子心》等。全国13所大学学生还联合办了《这一代》。

在三十年的信息封锁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包围下，这些人进行的深度思考是相当可贵的，而且他们还敢于自行油印出版刊物，发表大胆政论直接进行传播和交流，这就更需要有相当的政治勇气和胆量。后来，还一度成立民刊联席会——中华全国民刊协会这样的组织来协调民刊的活动。

这些民刊与前苏联以及东欧的地下刊物不同，他们都在刊物上写上主办人的姓名和通讯地址。他们援引宪法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条款向当局申请登记，但当局对此始终置若罔闻。这种带着思想启蒙色彩的群体不同声音，传播之广阔，影响之深远，在中共统治下是前所未有的。

有一位办刊物的人想将他的刊物从“地下”转为公开，便到出版局登记。那里的负责人拿出了一份1950年颁布的“出版暂行条例”来，指着上面的条文问：这里规定凡出版刊物要有两家铺子作保，你有吗？就这样，这位办民刊的人只好悻悻离去，继续“地下”出版他的刊物，直至因此被捕。

在这种不同声音中最大胆的是《探索》杂志。它从一开始出现就带着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现实挑战的姿态。该刊创刊号上说“我们不相信有绝对正确的理论和绝对正确的人”，“人民要求的，仅仅是要求一些原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探索》杂志第一期刊登了该刊主编魏京生写的长篇论文“第五个现代化”，鲜明地挑战周恩来提出、继而邓小平强调的中国必须进行四个现代化的观点。魏京生认为，没有政治体制以及整个社会制度的改革，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要想实现四化，必须同时进行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在该期《探索》上，还摘要刊登了国际大赦组织编发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犯情况的报告（一九七八）》。

即使在邓小平已严厉批评了民主墙，政治气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魏京生仍在《探索》号外上撰写了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措辞尖锐的社论：当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已开完，邓小平击败了党内凡是派，已获得了空前的个人权势和声望的情况下，魏京生却敢于直接质问：“邓小平值不值得人民信任呢？”

实际上，邓小平最初是支持民主墙的。当时邓小平正在与以华国锋为首“凡是派”斗争。斗争初期，需要利用民间刊物向“凡是派”施压，而且确实很多民间刊物支持以他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所以邓小平在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评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1978年11月与美国记者诺瓦克的谈话后，诺瓦克还在民主墙前传达邓小平的讲话：“民主墙是好事，人民有这个权利。”1979年1月北京市委曾经下达文件试图镇压民主墙，就因为邓小平为民主墙叫好而不敢动手。后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理论务虚会的时候，邓小平说：“西单民主墙，可有劲啦！”。他还给胡耀邦一个任务，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三四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说：“十月革命以来民主都没有搞好，苏联犯了错误，我们也犯了错误。资产阶级是搞民主起家的，我们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他表示支持民主墙，也大谈民主问题。他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还利用民主墙对“凡是”派施加压力，目的是向凡是派夺取最高权力。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三中全会讲话中也高度评价民主墙。叶帅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叶帅的这两句话十分重要，代表了当时对民主改革势力的评价。可惜，叶帅的这两句话，在正式印发的三中全会文件中，被胡乔木删掉了。

但任畹町等人在民主墙贴出了《中国人权宣言》以后，特别是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后，邓的态度明显大变。在魏京生贴出文章的同时，有人贴出一张小字报，题为《致邓副主席的公开信》，署名“丽萍”。它说：“中央所作的毛主席的错误是微不足道的结论，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主席的错误是微不足道的”正是邓小平的原话；邓小平一向标榜“实事求是”，批评他说的话“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就大大地拆了他的台。“丽萍”还有更尖锐的说法：“在毛主席后的十年里，从毛主席的政治路线看，中心内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条路线把主要矛头对准了持不同政见者，把他们投入监狱。而更触目惊心的是导致了空前的各种类型的民族自相残杀。”“从毛主席的组织路线看，没有毛主席的支持，四人帮能把刘邓陶打倒吗？大多数老干部能这样土崩瓦解吗？没有毛主席的独裁，社会能大倒退吗？”这张小字报完全是针对邓小平的。但他不说邓小平独裁，而说毛泽东独裁。如果毛泽东的独裁能够成立，那么“维护毛主席的旗帜”的邓小平是什么？不证自明。这就是批评毛泽东，遏制邓小平。

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批判林彪、四人帮不需什么勇气，因为他们已成为中国政治舞台角斗中的失败者；批判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需要一些勇气。但凡是派已经势力大降，批判他们冒的风险并不十分大，而且还可以从正上升的改革派中得到某些益处回扣。而批评一个权势炙手可热、几乎正处于声望峰顶的邓小平，却需要相当大的政治勇气和超人胆量。

随着党内斗争的胜利，邓小平不再需要民间力量，加之魏京生在《探索》杂志对他的强烈批评，促使他决定逮捕魏京生，取缔民间刊物。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在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四天后被捕，同年11月以“反革命煽动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15年监禁。而1980年9月，《今天》得到第一次警告，要求停止一切出版活动。北岛他们改头换面，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出版了三期内部资料。同年12月，再次接到最后通谍，于是停刊。但他们同时发了一封公开信，寄给文艺界的知名人物，希望能得到他们道义上的支持。一共寄了三百多封信，除了收到萧军的回信，根本没有任何回应。

1979年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取缔“西单墙”。在人大常委会讨论取缔“西单墙”的时候，理论务虚会也正在召开。范荣康和余焕春在理论务虚会上的提出建议：“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专设大字报区。”胡绩伟在人大小组会上转述了范荣康和余焕春“以民主公园代替民主墙”的建议。随后胡绩伟向胡耀邦介绍，胡耀邦也赞成设一个民主公园，要胡绩伟去同北京市委商量。北京市委研究后说，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来有很多业务，要打乱原有格局影响很大。同意另外选一个公园作为试点。结果选上月坛公园，设了一个大字报区。这时由于魏京生被捕，形势日益紧张，去贴大字报的人很少。那里又不是交通要道，专门去看大字报的人更少，所以这个试点无疾而终。

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热闹的民主墙成了冷落的“鬼打墙”。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都作了决议。1981年2月中共中央下达“九号文件”规定，“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因此民间刊物只存在两年就这样被绞杀了。1981年4月10日，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统一行动，将民办刊物的主持者一网打尽，全国著名民刊的主要编辑几乎都被捕入狱。他们当中，有闻名中外的魏京生、刘青、王希哲、何求、傅申奇、任畹町和杨在行等。此外，1980年大学生选举风潮时学运领袖陶森等，以及大批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也身陷囹圄，甚至连关心、探望国内民运人士的香港青年刘山青，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十年囚禁。

第四章 “擦边球”媒体

宣传机器一直强调“政治家办报”、“自律”。这里“政治家”就是要一切听党指挥，不要有自己想法，也就是不要有任何良知的人。“政治家办报”这样的毒素，对传媒人毒害之深实在前所未有，甚至连南方报系的掌舵人范以锦先生也一再强调。

而“自律”就是要确保那些可能让上级领导不高兴、不喜欢的事情一定不要报道，在没有被宣传管理部门阉割前自己阉割自己。这里只是说“可能”，不是一定会让领导不高兴、不喜欢，至于什么是可能，那就是各个报人自己去揣摩。这样的“自律”要求从总编到主编、编辑，甚至普通记者都严格执行，不去接触那些敏感、领导不喜欢的新闻，即使遇到这样的新闻也假装没有看见。在一次座谈会上，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曾谈到过“枪毙”节目的问题。他以《焦点访谈》记者陈耀文为例，说他从因节目被“毙”而流泪到自己“枪毙”自己的节目，表明了《焦点访谈》的记者在不断成熟。

但是谎言体制已经坍塌，民众不再相信党报。在整个80年代，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只有民主墙时期抓捕了魏京生等人，从1978-1989之间，没有抓捕过政治犯或者良心犯。由于一批有良知的人成为负责人，因此报人开始尝试打“擦边球”。“擦边球”的比喻来源于乒乓球比赛，在比赛中把球打在球台边缘，使对手无法接球而获得胜利。这里的意思是，报人根据判断，觉得报道某条新闻，可能会惹领导不高兴，但又不会使领导太不高兴，而后决定报道。采取这样的报道方式一般经过认真计算风险的，确保不会让领导暴怒，不会让领导撤换他的职位，甚至更不会导致报社被解散。大多数情况这样的计算是安全的，但也有计算不准确的。

首先的呼声来自于《人民日报》。1979年，《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提出“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认为党报如果不千方百计办成人民的报纸，党报就没有人民性，也就没有党性，也就不配称为共产党的党报。虽然早在1945年胡乔木就在《人民的报纸》中说“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但现在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他却与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一起对胡绩伟进行批判，认为其观点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后期的胡乔木批判早期的胡乔木。但胡继伟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1983年在“反精神污染”中与副总编王若水一起被罢免职务。

197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大教授郭罗基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文中说：“有人发表反革命言论怎么办？好办，你发表革命言论同他辩论，对他批判就是了。对反革命言论不能放纵姑息，但不要动手抓人。法律惩罚的对象是行为，不是思想。”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正是对魏京生进行审判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刻又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样媒体发表这篇文章，很有“擦边球”的意味。1981年，《人民日报》又发表郭罗基的《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一文，说“为了改变突出个人的权力结构，首先废止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的做法；党政必须分开，在党内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将权力集中于领导集体，而不是集中个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切实保障人民行使选举、罢免、监督的权利，逐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管理制’，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由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的管理。”这篇文章发表前，郭罗基将原稿送给了胡耀邦征求意见，胡耀邦审阅了全文，又进行了修改、删节，批准在报上刊登。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报》也在打“擦边球”，“六四”以后中国青年报的“擦边球”传统沉寂了6年后，又从创办《冰点》开始打“擦边球”。

1985年，“左王”邓力群被免去中宣部长职位后，朱厚泽接任部长。据戴晴透露，朱厚泽新上任不久，在给《光明日报》的一次讲话中对记者说，你们是深入群众第一线的，作为上级，我只有全力支持你们。一年以后，朱厚泽提出了“三宽”政策──对不同意见和看法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者要宽厚一点；要努力使空气和环境宽松一点。

此时的戴晴正在《光明日报》做《学者答问录》，她与梁漱溟、冯友兰、陈岱孙、张岱年、董乐山、方励之、严家其等40位学者进行对话，产生深远影响，以至于2003年《新京报》创刊时，《光明日报》领导向《南方日报》领导介绍报社历史，着重提到戴晴与储安平两人。

在这种环境下，《深圳青年报》最为大胆，发表了王若望的《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横》、方励之的《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刘宾雁《中国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以及一位工程师《中国的改革需要推倒新的‘三座大山’》，这些文章触及一党专制、批评党的永远“光荣伟大正确”、以及推翻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新的三座大山。但《深圳青年报》最为大胆的是1987年发表劝邓小平退休的《我赞成小平退休》文章以及《人民有议论领袖的权利》的评论。中共元老薄一波对此很生气，说“你们希望我们这些老头子早点死吧！”。当时正值“反对资产阶级精神自由化”运动，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三名知识分子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因此被开除党籍，《深圳青年报》也被封杀。

同期遭到查封的还有《青年论坛》杂志、《社会报》、《安徽科技报》，这些报纸都是由于大打“擦边球”而触犯禁忌。特别《社会报》，由于其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和报社内从未设立过党组织，因此被称为第一份准民办性质的报纸。

在所有“擦边球”媒体中，最著名的要算《世界经济导报》。“擦边球”也是其总编辑钦本立倡导的。1980年，曾经办过《文汇报》的钦本立创办了《世界经济导报》，名义隶属上海社科院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实际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而理事会成员多为经济学界知名学者和退休中共高级官员。这样的组织结构，明显地与其他党委机关报的严密控制不同，因而这张报纸利用这种管理上的结构性松动，争取了很多自由空间。有着几十年党龄，并经历多次政治运动的钦本立一直很小心谨慎地平衡着报纸版面，使它即发出推动改革开放、解放人们思想的文章，又不越过党的“雷池”，他称之为“打擦边球”。甚至在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世界经济导报》仍然发表《改革的飓风横扫克里姆林宫》和陈一咨的《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保障》。它的大声倡言政治体制改革，使它迅速获得读者的欢迎，发行量达到30多万份，读者大多为知识分子和中共官员，在当时一千多家报纸中独树一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官方采取低调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杂志联合主办了“耀邦活在我们心中”的座谈会，并且在439期发表座谈会纪要。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大怒，撤销钦本立的总编辑职务，派“工作组”进驻了《世界经济导报》。5月8日，该报出版最后一期后，被江泽民关闭。此举一下在全国新闻界引起喧然大波，从北京的大报到地方上的报纸，编辑记者纷纷自发组织声援钦本立的活动，在街上游行的学生也举出支持《世界经济导报》的标语，一时《世界经济导报》遭遇成为八九运动的一个焦点。此时在《中国青年报》学校教育部兼科教部主任的李大同，在报社内率先发起了要求新闻改革的呼吁。他领衔起草了一份给报社领导的公开信，几乎所有编辑记者都参加了签名。公开信要求落实中共十三大有关“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精神，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学潮情况。此后美国全国报业协会授予钦本立“新闻自由奖”，但同时钦本立却在病床上受到中共“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在胡耀邦病逝两周年那天，一代报人钦本立溘然长逝。

钦本立的一位朋友在回忆他的文章中写到，“钦本立比喻编报像打乒乓球，在中共当局所能容忍的极限下以打擦边球的巧妙方法，希望为中共的改革和开放出谋献策，用他自己的话说‘尽一份愚忠’。但凡是打过乒乓球的人都知道：靠打擦边球只能赢一分或两分球，要想赢得全局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钦本立最后的结局不但是报纸被封，还在他临危之际被宣布这位毕生忠于中共的老党员‘留党察看两年，以观后效’的判决。他在临终前才向一个老朋友悲叹∶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但是晚了。”后来江泽民凭着封杀《世界经济导报》的“功绩”入主中南海。

《世界经济导报》被封后，《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光明日报》、《中国农民报》和《工人日报》等中央级报纸的编辑记者都联名抗议上海市委践踏新闻自由的做法。4月28日，《中国青年报》88名编辑和记者签署了一份慰问电文：“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中国日报》75名编辑和记者签署了另一份电文慰问钦本立，并向《世界经济导报》同仁表示敬意。该电文称：“威武不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

在“八九运动”中，涌现出许多“擦边球”媒体。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将民众的悼念活动定性为“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动乱”。本来学生此时已经冷淡下来，而这篇社论却导致学生采取到天安门绝食的抗议行动，引发了后来的大屠杀。这篇社论发表后，由于不是通过正常程序发表的，《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要求报社领导在报上公开说明这篇社论发表的过程以及收回这篇社论，但社长钱李仁坚决拒绝。

而《科技日报》编辑记者绕过总编辑，4月23日报道天安门学生运动，这是媒体第一次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呼。这期报纸被学生大量复印，贴在市区。学生在游行中举出“向《科技日报》致敬，新闻要讲真话”的标语。

5月4日，北京新闻界举行大游行，参加游行的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编辑和老记者。游行由新华社总社门口出发，游行至天安门广场，举着“新闻要说真话”、“不要逼我们造谣”、“学生运动绝非动乱”等标语，有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农民报》、《科技日报》、《法制日报》、《亚太经济时报》等报纸的编辑记者参加。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是退休记者，她走进队伍后说，“有多少年没这么扬眉吐气了！”这是北京新闻界首先打破全社会的沉默，第一个走向街头，旗帜鲜明地声援学生。这也是中国新闻记者49年以来第一次走向街头，公开喊出了许逆官方的口号。中共第一喉舌《人民日报》的新闻人，也高举标语：“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这次游行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新闻研究生院都高举着报社名字的旗帜和横幅走向街头游行，声援学生。《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打着“不以一人治天下，岂以天下捧一人”的标语进行游行。

除了参加游行外，新闻界还提出了要新闻自由的诉求。北京新闻界1000余编辑记者签名的呼吁书，直接要求解除报禁，认为人民有知情权、参政权、监督权和批评权，新闻要自由公开，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要有保护新闻的法律。在新闻界上街游行举着的标语上，很多也都写着“要新闻自由，要言论自由”，“我们要说真话，不要逼我们造谣”。

5月16日，赵紫阳指示，“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前一段对学潮的报导放开了一些，游行作了报导，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这一下子给新闻界“松绑”，5月18日开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农民报》、《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深圳商报》、《蛇口通讯报》等媒体都公开报道天安门绝食学生情况。《蛇口通讯报》甚至还发表了深圳大学全体中国共产党员的“致中共中央紧急通电”和“致中共中央及全党的公开信”，在整个八九期间，一个单位以全体共产党员的名义致中共中央公开信的只有深圳大学一家。

从5月16日，赵紫阳的“新闻可以放开一点”指示到5月20日北京实行戒严，大约有100个小时的时间，因此有人称这是中国大陆的新闻管制四十年来第一次“松动了一百小时”。但仅仅就是这一百小时的媒体公开报道，对整个“八九事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5月19日晚，北京宣布戒严。这时再支持学生就等于与党中央对着干，但《人民日报》在戒严第一天就在报上开辟了《北京戒严第几日》的新闻专栏，每天一篇，逐日报道北京的情况。在“天安门广场一瞥”、“当今北京人的公德意识”等通讯中，记者真实报道了在有几百万人上街游行、连续几十天的示威集会中，竟没有发生一起抢银行、砸商店、破坏公物的事情发生。而且，在学生游行所显示出来的爱国情操影响下，人们的道德情操也有所净化，连小偷小摸也少见了，有人称北京的小偷也被学生绝食感动得“罢偷”了。5月20日，即戒严第一天，虽然《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说，“你们要走出报社大门，就先在我身上踩过去。”但其编辑记者还是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游行。在游行时还散发了与《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人民日报》号外。这期号外是吴学灿绕开报社领导编印的，披露了赵紫阳被罢免总书记职务等消息，并建议人大立即罢免李鹏总理职务。这引起了李鹏的震怒。“六四”后，吴遭到通缉，1989年年底在海南被捕，后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四年。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在历史上几次重大事件中，扮演了为虎作伥的角色。这一次，他们再也不愿当“喉舌”，要求有自己的声音。

戒严第三天，《深圳商报》报道了深圳五万多人声援北京的游行。5月24日，《北京科技报》在头版头条配发照片下，刊登了该报记者写的长篇通讯：《人间自有真情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首都街头目击记》，详细逐日介绍了自戒严令下达后，北京各界的强烈反映。该文结尾激情地呼吁，“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

6月3日深夜，《人民日报》由第一副总编辑陆超琪主持工作。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令下达前就以“咳血”为名住进了医院，不理报务。社长钱李仁在6月2日下午突然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回家休假。政治敏感告诉他们，即将出现的党和人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对立，将使《人民日报》面临最痛苦的抉择。出于良知，他们不愿背叛人民；出于几十年养成的党性服从原则，他们又不敢违抗党中央，因此抱病回家，一躲了之。《人民日报》体育栏一条报道残疾人运动会的消息标题是《不可征服的人》，国际新闻版头条的是报道韩国光州事件的《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第二条是关于波兰的《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一条关于中东的消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编辑用这种春秋手法曲折表达出对当局的不满和抗议。

而且“六四”这一天，《人民日报》还发了一条200字《北京这一夜》的报道：

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解放军报六月四日社论说，“自六月三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三日二十二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这是党报在严密控制下、在戒严部队的压力下，唯一一个顽强地在版面上发出真实的声音，并以第一时间向外界报道北京惨案的。这篇新闻稿的开头用“解放军报社论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其语气等于告诉世人，这并不是《人民日报》的看法。而文中各医院“纷纷报告人员伤亡情况”和结尾处戒严部队已“突进”广场等字眼都使明眼人能看出这背后发生的屠杀。事后陆超琪因此被撤职，很多当事人遭处分。《人民日报》因此从6月7日起从8个版改为4个版，一直到6月25日才改为8个版，其公告的理由是“近来由于各种原因，本报每天印报所需纸张供应有困难，印出的报纸也运送不出去，已无库房存放。”

各地党报在高压下，对“六四”惨案都无法公开抗议。但也有少数编辑记者冒着被抓、被捕的危险，勇敢地发出抗议的声音。例如，远在海南岛的《海南日报》，在李鹏政府发言人袁木第一次对外发布“六四”仅死亡了二十几人，而且多数为军人后，在该报头版头条刊出袁木的讲话，同时在旁边位置刊出国家统计会议消息，标题是“国家统计局长指出：谎报数字要绳之以法”。事后该报总编辑程凯被撤职。

6月6日，北京屠杀发生两天后，《深圳商报》刊发了一张大幅照片，画面是一颗小树正被狂风吹弯。照片说明文字只有六个点的省略号，其悲壮激愤，无声胜有声。刊用该照片的版面责任编辑张敏毅，为此名字被列入公安局黑名单。

6月12日，六四屠杀发生一周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蛇口通讯报》副刊版打破常规刊发了一个整版的杂文，其中有一篇题为“为啥不‘刮骨疗毒’”，直接指出“官倒、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特权，已成为大毒瘤，为什么不用‘快刀斩乱麻’的决心和铁腕去对付这些破坏改革、令万民切齿的动乱之源呢？伟大的中华民族，如果没有遍地燃烧的对腐败的怒火，岂不成了十一亿奴才了吗？这能责怪大学生性急吗？对毒瘤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反之，如果对痛恨毒瘤的人民残忍，而对毒瘤却保护备至，那这样的政府不成了政腐了吗？”该文结尾引用了在民众中广泛流传的几则民谚：“小官倒，戴手拷；中官倒，睡大觉；大官倒，做报告。”“贪官审官倒，法理何处找？！”“法大兴邦，权大亡国；没做亏心事，何必怕人民。”在另一篇题为“猫的屁股说不得”的文章中，作者写到，在这种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不仅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连猫的屁股也摸不得。现在，不要说摸，连猫的屁股说都说不得了。作者感叹“眼下，人们已被逼到这地步。”另一篇题为“‘唐成’，你不能走”的杂文更加大胆。作者用历史上受人敬仰的知县唐成“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辞职故事，影射赵紫阳，呼吁“百姓需要‘唐成’，越是‘唐成’，越是不能走。”真正的唐成要“为民作主，斗败诰命夫人。”这版杂文中仅有一幅照片，是毕加索当年为抗议屠杀而作的名画“格尔尼卡”。这期报纸一出版，就被蛇口区党委下令不许发行。组织刊发这版杂文的版面责任编辑安琪被撤职审查，后来她逃亡法国。《蛇口通讯报》最后被查封。

而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和社长李子诵等人在这份中共对外宣传的喉舌上用“开天窗”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愤怒，甚至在第一版刊登了“痛心疾首”四个大字。金尧如还公开发表文章和演讲，抨击屠杀学生，并宣布退党。

“六四”屠杀以后，中共一直严密控制媒体，任何有关“六四”的信息都不能透露一点，以至于80年代出生的人，对“六四”屠杀一无所知。但2007年“六四”十八周年之日，《成都晚报》分类广告栏刊登了“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这是对中共谎言宣传的莫大讽刺。当广告主陈云飞找到钟声广告公司要求刊登广告时，公司女职员以为“六四”是一场矿难，所以广告得以刊登。6月5日，陈云飞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次日，对他作出“监视居住”半年的处罚，行动受到限制，直到12月3日才获自由。而报社多名高层领导和广告代理公司的职员受到牵连，或降级、或失去工作。为此，陈云飞在获得自由后专程登门向他们道歉。

对于媒体在“六四”中的作用，政治学者严家其说“学生立了第一功，新闻界立了第二功。”学生领袖吾尔开希也说，“学生立了头功，记者立了大功。”

“六四”后，这些“擦边球”媒体有的被封了，比如《经济学周报》、《蛇口通讯报》、《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海南纪实》、《新启蒙》、《东方纪实》、《金岛》、《华人世界》（海外版）、《国情研究》等，有的通过抓捕或撤换原来的负责人而方向大变。据统计，在1987年、1989年两次报刊大整顿中，杂志比报纸遭到更严重的摧残，仅1989年，被关掉的杂志有四百家，是报纸的两倍。

直到1995年以后，《中国青年报》、南方报系、《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以及《财经》杂志、《南风窗》杂志、《新闻周刊》、《民主与法制时报》、《华夏时报》、《三联生活周刊》等新旧媒体才开始新一轮的“擦边球”。虽然2005年1月5日，《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宣部新闻局前局长李宝善公开呼吁媒体不要打“擦边球”，但这些媒体依然继续进行“擦边球”游戏。

在此，特别要提及的是《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南风窗》杂志等南方媒体的“擦边球”。《南方周末》因其擦边球，致使“一纸风行二十年”。它们之所以能进行擦边球，是因为在2002年之前广东一直由叶选平主政。在这之后，因为叶选平不再主政，所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受到整肃。虽受到整肃，但近年来《南方都市报》的擦边球比《南方周末》有过之而无不及，2007年11月27日在一篇介绍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的文章，用了通栏标题《专制独裁统治必然失败》。在此之前的8月8日，即奥运倒数一周年之际，当局在天安门举行“We Are Ready”的演唱会，而《南方都市报》却刊出《奥运倒数一周年，Are We Ready？》的社论，认为“奥运会的价值从来都不仅止于运动，它更是一个普世价值的使者，一个全球文明的播种机。理性、多元、包容是普世价值的前提，民主、自由、法治是全球文明的核心。如果还有黑奴工等待解救，如果还有手机用户因短信动辄获罪，如果教育体制没有推进，如果腐败现象没有减少，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人文奥运，我们还没准备好。”

第五章 大众媒体

1978年，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8家报社联合向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报社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以缓解经济压力。这只是当时的一种权宜之计，但后来这个权宜之计演化为业界的共识。这种两头沾的制度使报社在政策上既能享受事业单位的优势，又能像企业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市场竞争，获取利润。1978年底，《解放日报》带头冒险恢复刊登广告。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标志着媒体市场化的开始。

在此之前，由于报纸是宣传机器，因此党报一统天下。党报亦称机关报，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报社只管采编，偶尔经营一些广告，但它不是报社的主要收入来源，报社主要靠政府津贴维持正常运转。报纸发行由国家安排邮局统一承揽，报社跟邮局是并列的横向联合关系，邮局发行多少，发行质量如何，报社没有实质性的干预权。这时的报纸发行被称为“权力发行”，因为报纸的发行主要靠红头文件，由党政联合下发文件，报纸发行主要是由强行摊派完成的。报社本身对发行没有决定权，必须依靠党政部门才能达到一定的发行量。那时，报纸的发行讲级别，谁的级别高，谁的发行量就大；报纸的发行分条分块，各种行业报在其所属系统内大行其道。在党报时代，报纸发行就是按照党政宣传的需要，由党委政府决定发行对象，然后把编辑印刷好的报纸经由邮局、按照地址依次分发到订户手中，以实现报纸的分发。

1980年，袁小平提出“电影是商品”，认为应该废除对影片实行的统购统销的办法。由于在此之前，媒体包括电影都是作为宣传机器，现在“商品”的提出，意味着不能再把媒体作为宣传机器来使用。中共体制内的一些“开明”官员，为这种改革变化寻找到的理论依据是：新闻媒体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产业，既然是产业，那就要服从客观的经济规律，就应该到市场中去进行竞争。1987年，把传媒业划归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党不再紧紧控制媒体，开始把媒体作为一种提供信息服务的机构而存在。

1983年，信息概念进入中国，引发了一场“新闻与宣传”的大讨论。由于党报还固守自己宣传机器，因此一大批以满足社会多样信息需求的专业类、文摘类、科技类、经济类报纸大量涌现，带动了第一次办报大高潮。1978年，仅有186种报纸，到1988年就猛增到2322种，增长了12倍。广播、电视由于其新、短、快、活和大容量，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电视夺取了报纸的地位，成为三大媒介之首。这种信息热带动的传媒多元化格局，打破了党报长期垄断地位。

但到1981年，全国中文日刊报纸中，对开八版的只有一家《人民日报》，对开四版的也只有42种报纸。除中央几大报外，各省市、自治区党报基本都是对开四版，其余各报不论是中央行业报、专业报还是地方报纸，全部是四开小报，而且是四开四版。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想扩版，也没有条件。当时经济不发达，社会信息量也有限，而且纸张是定量供应，由国家统一调拨。

1988年开始，《广州日报》最先突破的是党办报纸的扩版，“一贯制”的四个版一大张对开的报纸，被八版、十六版甚至百多版的新面孔所代替，继之而来的是报纸出“周末版”，并以其丰厚的获利来养母报，即称“小报养大报”。而且由于其生动活泼，以生活娱乐为主，为群众所喜闻乐见。1993年1月起改为每周2天16版、5天12版，8月起扩为4天16版、3天12版，12月起，天天16版；1995年1月扩为除周末、周日外每天20版，到了90年代末期，逢周末出48版，报纸印刷实现1/3版面为彩色，1/3版面为套红，每天即拼新闻版12个，彩版至少6个，目前每天大约是40～60版的篇幅。

由于“八九事件”，大量报纸、杂志、出版社被关闭。但1992年开始的以经济快速增长换取中共权力合法性挑战中，媒体的“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运行模式使媒体市场化步伐加快。

在这之后，90年代初期兴起的周末报热、90年代中期的晚报、晨报热，90年代后期的都市报热。这些以服务大众为目的的报纸使中国传媒进入大众媒体时代。虽然大众不能还是不能获得政治类信息，但毕竟可以获得生活类信息。

电子媒体也利用自身的特点，发挥独特的功能，中央电视台的《为您服务》，北京电视台的电视红娘、电视商场，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东方大哥大”，上海广播电台的“市民与社会”，尤其是市民与市长的直接对话。

但这种市场化是有限的，是在不放松新闻控制条件下的市场化。这犹如先捆着一个人的手脚，再一脚将这个人踢下海。在禁区多多、新闻来源单一的情况下，媒体为了在市场中立稳脚跟，只好被迫在声色犬马上做文章。而政府也乐意将国民引导到放纵物欲，不问政治的犬儒式生存之道上去。即使外国媒体在中国投资，也必须遵循中国的新闻审查规则，尽量不碰政治话题。

大众化媒体时代，媒体也开始尝试向民营化转向，但1999年9月27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新闻出版署和财政部关于《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报社产权争议的批复中指出：“我国的报刊均为全民所有制单位。……报社创办时，如有个人、集体自筹资金的，不能认定为对报刊的投资，应按债权债务关系或者赠与来处理，由主办单位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退还。”丁望辛辛苦苦花了15年时间投资经营创办的《中国经营报》就这样被中共的一纸文件接收了，这彻底将报刊民营化趋向中止。虽然此后也有民营投资商投资媒体，如山东三联集团投资《经济观察报》、北大青鸟投资《京华时报》、阳光传媒投资《财经时报》等，但在法律上只能投资报刊的广告业务，不能投资采编业务。

在大众媒体时代，党报仍然坚持作为宣传机器的面目出现，不再符合大众的需求，因此被边缘化。当然也有成功转变为大众媒体的，比如《广州日报》。但《光明日报》的发行量具说只有几万份，《人民日报》如果不是由于官方的订阅，其发行量也不会比《光明日报》多多少。2006年5月30日停刊的台湾《中央日报》就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前车之鉴。

以前，各个政府部门利用从大众身上搜刮来的钱财订阅各级党报，但是由于大众的不满，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于2003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滥散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只确保公费订阅中央的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杂志）。

在大众化媒体时代，虽然中国媒体的娱乐化盛嚣，但仍有一些媒体没有沉沦，甚至还延续了1949年后被强行割断了四十九年的“文人论政传统”。不平则鸣，有感而发，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之一。即使在我国相对短暂的传媒发展史上，文人论政，也已成为自《循环日报》、《大公报》、《申报》、《观察》以降的报业传统。在一个健康开放的公民社会里，表达舆论、公众论坛、传递信息、社会监督，是大众传媒的天然功能。1998年，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的开辟就是为延续这样的传统。

在此之后，许许多多的大众媒体，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经济观察报》等一百多家报纸开辟和扩张了时评版面，开始尝试为公共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与政治批评提供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平台。这使我们回想起民初林立的报业、知识分子的自由写作，和当时民间对一种公共政治生活的苦心经营。特别要提及的是2003年在孙志刚案后，各地传媒包括网络涌现出大量评论文章，其中不乏佳作，如《天堂里有没有暂住证》等。2003年后，一个雏形的公共政治空间也开始从网络向平面媒体延伸。2004年，《南方都市报》时评版经过改版，成为中国最好的时评版：从代表报社立场的社论，到提倡公民写作的来论，到强调认知价值的专栏评论，再到阐释精深、着眼宏远的宏论，该版一直在雄心勃勃地对中国传统评论进行改造，使之更富于现代感，更富于成熟纸媒的特质。改版块的负责人李文凯认为，南方都市报的时评是紧跟新闻的评论，尤其是能够折射出社会转型变动脉络与得失的时事时局评论。确实南方都市报是这样做的，今天中国发生的将对我们社会转型有影响的事件，南方都市报都勇敢地发表评论，这也正是《循环日报》、《大公报》、《观察》等曾经所追求的价值。

这些“文人论政”的媒体，经常以“媒体公器”的身份发表评论。但“媒体公器”一词却遭到当局的批判。中宣部在2004年11月11日发出第二十九号文件，要求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理念，反对“新自由主义”，并警惕“媒体是社会公器”的提法。为此，《解放日报》在第二天就发表吉方平的评论《一个迷惑人心的口号——回应“媒体公器论”》，认为：“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而“‘社会公器论’，是西方新闻学的一个口号。”

但实质上，早在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就在头版头条《致读者》的社论宣告，“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它是人民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

三天后，《解放日报》又发表吉方平的评论《透过表象看实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文章直接针对《南方人物周刊》在同年9月8日一期评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当天读到此文后，给中共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写信，赞扬上海在宣传工作上旗帜鲜明，写了一篇好文章。随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此文。《南方人物周刊》主编被降为副主编。

“六四”事件后，中共领导层进行了反思，一致认定这次事件是“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侵蚀的结果，因此采取了新的意识形态战略，对新闻媒体采取了新的管理方式，即受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双重领导，还成立了专门的“审读小组”、“审听小组”、“审看小组”，分别负责审查纸质媒体、电台播音、电视节目。许多传媒人士总是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刑。据记者无国界组织报告，2003年以后中国成为全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而且大量报刊也因为触犯禁区而被停刊。被停刊有：《21世纪环球报导》、《新周报》、《时代人物周报》、《北京新报》、《东方》杂志、《方法》杂志、《今日名流》杂志、《蜀报》、《商务早报》、《经济早报》、《深圳法制报》、《法制画报》、《法制》等等。

这些媒体被禁后，无论是媒体本身还是知识界都很少发出抗议的声音，但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禁、《新京报》被换主编时就与以前不一样了。

2005年12月29日，《新京报》总编辑杨斌和两名副总编辑孙雪东、李多钰被同时免职，该报编务由直属中宣部的《光明日报》全面接管。一百多名记者立即举行集体罢工后，两副总编复职。在此之前的2005年11月3号，新京报就把“负责报道一切”口号去掉了，有时甚至还发中宣部写的理论文章。在此之后，一些新闻骨干纷纷选择离开。

2006年1月25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错误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处理决定》，认为此文“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实际上，不仅仅是袁伟时的引发停刊，而是包括以前发表的文章，包括徐临江的《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龙应台的《你所不知道的台湾》、胡启立的《我心中的耀邦》以及贺卫方的原本准备发表后被撤稿的《周叶中剽窃及其他》等文引起的。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被停职，被称为“冰点”事件。

在《冰点》停刊前的2004年5月，卢跃刚在网上发表的《给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披露了中青报和共青团高层互动的大量事实，成为中国新一代报人的宣言书。2005年8月15日，李大同《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直接点名批判团中央主管书记赵勇。因此团中央与中宣部的一起秋后算账。

“冰点”事件发生后，李大同发表了《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激起海内外的强烈反响。

龙应台发出《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龙应台说：“我真正想说的是，锦涛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不在乎团团和圆圆来不来台北，虽然猫熊可爱得令人融化。但是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

江平、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钟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等13位中共元老发出《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申明说：“这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这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历史性事件。”“‘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这是先烈狱中高歌的《自由颂》。我们将踏着先烈血痕，竭尽薄力去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与《冰点》一同前行。”

甚至贺卫方等学者还准备以读者的身份聘请律师，状告《中国青年报》违背合同。团中央与中宣部没有想到会引发这么强烈的抗议。不得不于3月1日复刊，陈小川任主编，总编辑李而亮向报社党组作出深刻检查，编委会向团中央作出深刻检查！复刊后首期刊出批袁伟时的文章，但袁伟时要求再发反驳文章却被拒绝。李大同、卢跃刚被调到新闻研究所。李大同、卢跃刚1995年创办《冰点》之前，由于在“六四”组织由40人组成的新闻界对话团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而被调往新闻研究所。《冰点》创刊后，十多年来成为读者最爱的栏目。

这两次事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从而也给当局深刻的教训。以后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为所欲为了。

在大众化媒体时代，民众也在进行民办媒体的努力。在2001年4月-2002年7月之间，张伟、左上文、欧燕等人创办了《时事资讯》、《热点纪要》两份报纸，在重庆、成都等城市热卖一时，共售出150万份，报上的政治、军事新闻远比官办报纸吸引读者。但却在2002年12月被重庆市渝中区法院以“非法经营报纸出版、印刷、发行”分别判处张伟有期徒刑6年，欧燕有期徒刑二年。四川人高扬、何桂英在2007年6月创办《社会新闻报》，连续三期对辽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法案件进行报道，因此触怒营口警方。9月26日，营口警方与北京警方合作以“非法报纸”取缔，高扬、何桂英被以“非法经营罪”逮捕。

2005年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了《民间》杂志，是中国第一份以公民社会为理想，反映中国草根行动者的公益读物。官方却在2007年7月6日以未申请刊号为由将其查封。其后执行主编翟明磊的家被抄、《民间》杂志过刊和电脑硬盘被抄走。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机构和个人创办的民间刊物，如《公民》、《新时代》、《汉箴》等。还有一些读书类刊物南京的《开卷》、长沙的《书人》、北京的《书脉》和《芳草地》、南昌《笔谈》、安徽《书香》、湖北《崇文》、内蒙的《清泉》等。还有一些公司创办的内刊，如《万科周刊》、《SOHO小报》等。

第六章 民营出版

卡尔·马克思说：“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以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出版业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1921年中共成立前后，便在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秘密出版《共产党宣言》等。1949年建政前的中共为避新闻检查，当时秘密出版发行的原《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伪装成“新出绘画国色六香”、周恩来写的《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伪装成为《祈祷宝训》、《共产党宣言》伪装成《美人恩》、《希尔什维克》伪装成为《少女林春》、《红旗》伪装成为《一顾倾城》、《红妮姑娘艳史》、《列宁青年》伪装成《美满姻缘》等书名。而1948年，北平中外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用的书名竟是《婴儿保护法》等。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使世界开始了解中共。其中文本1938年以复社名义在上海出版，为了避免新闻检查，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国民政府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先后查禁的达十几种。1949年后，斯诺的书继续世界各地出版，在中国反倒被打入黑牢。只在1960年2月由三联书店根据复社版印了一小部分，作为内部读物，限于内部发行，这还是因为1949年后斯诺第一次访华而特批的。“文革”期间，《西行漫记》被加盖严控之类印记，密封于图书馆和资料室书库中，禁止借阅。

而更荒唐的是，斯诺的遗孀和儿子在2000年4月1日到中国人民大学看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时，却遭到国安人员阻挠，没能见到丁子霖。斯诺夫人离华前发表声明：“我不能继续对基本人权受侵犯的事保持沉默，我知道我的丈夫一定会支持我的行动。”

可以这么说，中共取得政权，是靠谎言宣传获得的。所以他们明白自由出版对其政权的威胁。故而，在其取得政权后，取缔一切私营出版机构，严禁所有非共产党以外的政党与团体拥有出版权利，对个人从事出版活动则更加根绝。出版权利掌握在官方出版社手里，甚至发行也完全控制在新华书店手中。

1978年后，文革中被停业的出版社开始恢复。经历30年的思想禁锢后，读者对书籍如饥似渴。当时无论出版什么书，都能发行几十万册，包括深奥的理论书籍。

在这个时期，一些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好书，如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古拉格群岛》、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危机与思考》。《山坳上的中国》在1988年问世，与《河殇》一样立即引起轰动，还曾一度被中宣部列为禁书。《中国的危机与思考》一书，“六四”时被出版社运到天安门广场发给学生，“六四”后，此书被当作“六四黑手”遭批判，主编黎鸣被解职。《古拉格群岛》1982年由于浩成担任社长兼总编辑的群众出版社出版，这部俄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索尔仁尼琴描写苏联劳改营的文学作品，出版过程极其艰难。

首先是出版社内部译文编辑室一个懂得俄文的编辑发难，认为出版此书是如何的离经叛道。但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由于在文革中被关在秦城监狱，有过类似苏联劳改营的遭遇，因此支持出版此书。后来国家出版局不同意出版。于浩成以很可怜的理由来辩护：内部发行总该可以吧？研究敌人如何反苏反共总是必要的吧？我们出版界六十年代不就曾出版过一批专供内部批判、参政之用的所谓“灰皮书”的吗？何况我社这部书稿的扉页已经标明“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它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政，本书是其中一种”。并在《译者的话》中写了“这是一部反苏反共的代表作”，“索尔仁尼琴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都是反动的，这充分表现在本书的大量议论中”“索尔仁尼琴的主要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都是疯狂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列宁和斯大林采取了完全的否定态度”这许多批判的话）最后总算获准出版。但又传来中央主管宣传出版工作的胡乔木党的批示：限制一定印数并严格编号发行（每部书都打上号码，售给何人要登记在册）。竟然把书籍完全等同机密性文件来发行，实在荒唐，但毕竟书因此得以出版。出版后，于浩成也没有编号发行，甚至在1985年全国作协召开第四届代表大会时，把此书运到会场卖给与会人员。当时的作协主席巴金没能参会，会后通过别人向于浩成表示想买《古拉格群岛》，于浩成就给他寄去了一本，巴金收到书后回信向于浩成表示道谢。

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创造了中国出版界的奇迹。1988年11月底传出消息，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有可能在1989年春提交国务院审核。为了赶在国务院审议决定前，让反对派的声音发出来。1月23日，戴晴组织专家、记者讨论出书，此时离国务院的审议决定不到一个月，中间还夹着一个春节，而书的出版周期一般为6个月到2年。但这些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光明日报的记者决定采取一人访谈一个专家的形式，又经过贵州出版社著名编辑许以农的努力，终于在一个月时间出版了此书。由于没有经费，此书首印5000册。4月，成都个体书商包印5万册。但5月长江办公室却以千家驹的《三峡工程缓建，资金用于教育》存在“人身攻击”等内容状告到贵州省委与中央。“六四”以后，罪名升级，再次上告。10月贵州省委宣传部工作会议对本书以政治罪名定性。同月，省出版局社大会上公开宣判“死刑”，罪名是：以有三峡工程学术争议为名，行政治发难之实，别有所图，为动乱做理论准备。宣布立即责成发行单位从全国范围收回余书进纸厂化浆。

从1981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有400本，这套丛书对九十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启蒙产生了巨大作用。以至有人认为，这套丛书最应该被禁，如果没有这套丛书，就不会有今天的自由主义思想。

八十年代初，读者对书籍的渴望，就像沙滩吸收水滴一样。但这些《文革》中几乎瘫痪的出版社，从编辑力量、选题资源到资金储备，都无法面对这样的市场需求。此时，政府也在大力倡导“万元户”。出于对金钱的诉求，第一批个体书商开始出现。

这批书商文化素质不高，多以各大城市居住地靠近火车站的无业城市贫民和因各种原因沦为边缘群体的流动人口为主体，经营方式主要是利用他们自身熟悉铁路运行规律的优势，先从邮局批量买来较有可读性的杂志、报刊（如《法制报》、《故事报》、《民间故事》等报刊），再穿上特制铁路制服，凭借熟人免费登上火车兜售，嘴上喊着诸如“江青又杀人了”、“王洪文叛逃了”、“刘晓庆又离婚了”之类与所售报刊内容毫不搭界的煽情而又充满诱惑力的自编的宣传词。查车的乘务员一到，便合上衣服前襟装作乘客。就是凭这种最原始的销售方式，一天的最高收入却是400多元。在八十年代初期，一个干部的月薪仅为40元左右。

据传言，在这批人中有一个被称为“许四川”的“报贩子”，他做了两年挣了些钱。他从小的最大愿望，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国人一样，就是能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现在有了钱，他便暂时歇业携款上北京。

从广州出发，沿途每站都有大批人上火车推销报纸，他逢卖必买，且越看越上瘾，于是就动了心思：若将这些报刊上案例剪贴在一块印本刊物，肯定能卖“飞”。于是在石家庄下车，包了间旅店，靠剪刀加浆糊拼凑出了一本名曰《形形色色的案件》的样刊，赶忙拿到距此不远的保定市一家印刷厂印制，然后再带上印制好的刊物样本沿途返回，逐站下车找当地的卖报刊大户推销，凭着几本印好的样刊，一下子就从石家庄、郑州、武汉和长沙等城市收了几十万的现款。虽然当时一本杂志的利润仅仅1角钱不到，也足见其市场需求之大、利润之高。从此，上述城市的报贩子也争相效仿，故而至今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和广州便成为中国民营书业的重镇，而保定、郑州等地也随之成为印刷业的聚集地。随后，民营图书出版发行业由南到北，占领北京，并在此“生根开花”。这是“二渠道”的萌芽阶段。

这时大陆尚未加入伯尔尼世界版权公约，免费的全球图书资源为这一行业提供了暴利。《玫瑰梦》、《沉沦》、《模特介绍所》、《花花世界》、《儿子与情人》、《后街情》、《婚床》等书在“二渠道”自办的书会上，仅凭一张封面就可收数百万元以上的预付款。而且这些书出版后确实发行了几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而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台湾的琼瑶的言情小说，更成了个体书商们的印钞机器。以至于有人说，中国书业的利润仅次于贩毒业。

一些书商看到了“擦边球”书籍的含金量。在1987年至1989年间，一批政治上敏感的纪实类读物开始走俏，如《红墙内外》、《毛泽东与尼克松在1972》、《元帅沉浮》等。

由于主渠道被新华书店垄断，个体书商们就自办“民营图书交易会”。一般由行业内有一定影响的书商，在他所在的城市包下一个或多个宾馆，然后再向全国的同行遍发“英雄贴”。其他书商又从发起人手中包下其中一间或数间，各地书店老板便在附近旅馆住下来，带上现金逐家包销新书。刚开始，当地公安和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会干涉。但由于召开此类书会能为所在城市消费带来的较高收益，当地政府随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发展，后来甚至西安市政府公开打出“欢迎民营书业的朋友！”的条幅。“二渠道”始得正名，正式由地下转入地上。为了百万元的展会收入，各地新闻出版局后来主动来承办这样的图书会。

这种既无规则又无规范的“二渠道”，1984年左右进入顶峰期。随着读者阅读趣味的不断增长，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书商，开始用高于官方出版社的稿酬来争抢稿源，于是第一批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加入为“二渠道”撰稿的行列。此举为“六四”事件后，知识分子进入民营书业奠定了基础。由胡耀邦、赵紫阳推动的改革，为社会精英涉猎民营出版业打开了管道。

精英人物介入民营出版业当以《走向未来》丛书为标志。这套丛书由包遵信、金观涛、王岐山等24人组成的编委会成立于1983年，它既不是纯民间社团也不是商业组织，挂靠在中国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成为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事件。事实上，由社外人员策划选题、审稿、编辑并组织推广活动，已具有典型的非官方出版色彩。但这套丛书“六四”后基本都被禁了。甚至2007年10月29日，启蒙了一代人的包遵信去世时，当局还不让一些人参加追悼会，后来甚至不让举行追思会。

在《走向未来丛书》之后，出现一系列丛书，有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黎鸣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与人丛书》。

此时，陈子明、王军涛等人创办了北京社会与经济研究所，其下有图书编辑部。从出版教材到出版“思想者丛书”，并与华夏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纪文库》，与宁夏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对当时政治生活的影响自不待言，但其收益即为八位数之巨！“六四”后，陈子明、王军涛被称为“六四”幕后“黑手”，都被判刑13年。

民营出版的最高峰出现在1988年前后，由中共高层正式批准，成立了第一家民营出版社“天则出版社”，其法人为著名昆虫学家周尧教授，持股人多为一流科学家。但“六四”后，却被被当局以买卖书号和违反出版纪律而遭整肃并注销。

“六四”事件结束了民营出版的第一个黄金季节。但经历了两、三年的沉寂后，开始了又一次崛起。“六四”后，知识分子看穿了中共的本质，不愿与其同流合污，纷纷进入民营出版。一部分人去开书店，一部分人从事出版。

“六四”后去开书店的知识分子有：薛野1993年在贵阳创立“西西弗书店”，刘苏里1993年在北京创立“万圣书园”，陈侗、鲁毅1994年在广州创立博尔赫斯书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炜1995年创立“风入松书店”，欧阳旭1995年在北京创立“国林风书店”，孙池1995年在厦门创立光合作用书房，陈定方1996年在广州创立学而优书店，钱晓华1996年在南京创立先锋书店，严搏非1997年在上海创立季风书园，吴风、王忠民1997年在长春创立学人书店。

2007年“风入松书店”创始人王炜去世时，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非国有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薛野对其评价为“以北大教授的身份投身学术书店的创办，是对民国以来知识分子思想启蒙传统的张扬，是其精神的延续，他激励了更多的知识分子投身于书业，改变了民营书业是边缘人群从事的边缘行业的局面。”

实际上在“六四”之前，就有一批民营书店创立。1982年，官方允许民营资本介入图书零售环节之后，他们由摊点售卖到店铺经营。其先驱是上海的“自立书店”，福州的“树人书屋”，北京的“东方书店”，兰州的“新知书店”等。继之而起的是北京的“三味书屋”，漳州的“晓风书屋”，西安的“天德书屋”，太原的“尔雅书店”，杭州的“现代书店”，上海的“凤鸣书店”。

被并称为三大民营书店的“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创立后，全国近2000家民营书店的先后成立。他们扮演着历史赋予它们的多重身分：商业经营机构、文化传播机构、学术思想推进机构、合法民间活动组织机构等等。其后，这些民营书店开始向最核心的商业地带挺进，开展连锁经营。1999年“当当”以及随后“卓越”等网上书店的创办，为民营书店打开了对外融资渠道。

而介于书店与民间出版商之间的批发商，最早出现于八十年代初。当时在长沙的黄泥街和武汉的武胜路，出现了一批“假零售真批发”，由此形成一个辐射全国的民营图书批发市场。1988年，出版社允许自办发行，众多出版社在外地设立的批发点往往都是由私人承包。民营图书批发市场一般最初形成于火车站附近的马路市场。但1996年，官方为了权力寻租，规定“入场经营”，即进入政府控制的图书批发市场。

2000年以后在全国各地陆续对批发企业实施改制，将原来挂靠性质的批发企业按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重新登记，确立了民营批发业的合法地位。但是，也有一些地区没有实施改制，比如江苏南京的“长三角书刊批发市场”，直到2003年7月，才获得了二级批发资格，而此时，“长三角”已经存在了十一年。

入世以后，面对外资要求开放总发行权的压力，官方才在2003年同意民营批发商摘掉“红帽子”，让他们从多年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获得了丧失多年的主体资格。

“六四”后从事出版的知识分子，其中虽然不乏金钱诉求，不乏人文理念诉求，但都毫不例外地共同具有了商业诉求。九十年代中后期是民营出版的全盛时期，市场高潮迭起，神话接连不断。1995年，东北几个书商策划的《情殇》系列，将名作家所写的爱情小说汇编为系列图书获得了商业成功。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引起的风波，更好地说明了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本质，宋强、张小波、乔边、古清生、汤正宇等5个诗人恶作剧一般地扔下了一颗点燃大众民族主义情绪的炸弹。此书一下子发行了200万册，一时成为知识界和媒体的讨论热点。1997年拿伯仑·希尔和戴尔·卡耐基所著的成功学系列，让书商们狠狠地赚了一笔，此后这类成功学图书通过剪刀加浆糊，一直花样翻新屡出不绝。1998年万夏策划的《黑镜头》系列的成功出人意料，夸张地说，上千万元盈利一夜之间流进了的口袋，一个选题不经意地宣告了中国阅读史上读图时代的开始；同时，《绝对隐私》这样一本中国人口述情感隐私的图书在当时掀起了一股强大的“隐私类图书”旋风，跟风的书几个月内出版了十几种。

而王蒙、王彬彬之争，余杰、余秋雨之战，都成了书商手中的素材。从简单的剪刀加浆糊到选题的精心策划，书商已经向商业运作迈进了一大步。

但一批有追求的书商，更注重出版启蒙性的书籍来传播常识。特别是贺雄飞推出以秦晖、钱理群、徐友渔、朱学勤等人的“草原部落”丛书，也使余杰、摩罗、孔庆东、朱建国等新锐的抽屉写作得到公开出版的机会。

经过近二十年的摸爬滚打，民间出版商们认识到，以前那种散兵游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作战方法，越来越缺乏市场竞争能力。进入21世纪后，他们逐渐以文化公司逐步取代了“工作室”。

这类公司与个体书商相比，运营成本相对要大。但与官方出版社相比，他们又有着无限的优势。他们大多实行股份制经营，如紫图公司、全品公司、光明书架。北京科文康桥图书有限公司以出版教学辅导书、少儿书、科普书起家，一度每年平均出书三百种以上，相当于一家大型出版社，在网络热潮中其吸引了外来投资，开办了“当当网”，成为中国第一家赢利的网上书店。

九十年代中期，民间书商王洪友出版了《奇异的性风俗》。这本书涉及到少数民族，官方以此判处王洪友15年徒刑，逮捕了十多人。

更需要提到的是，这些民间出版商每出版一本书，都需要向官方支付1-2万元的所谓“书号费”。现在官方出版社大部分就是依靠这些“书号费”维持生存，如果“书号费”取消，这些官方出版社只有死路一条。

1999年中宣部副部长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有一半新书来自民营书商，三分之二的国有出版社都已经空壳化。据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大陆已具图书出版性质的民营机构（或未注册的个人组合）至少在3500家以上，而官方出版社却只有565家。这些民营出版公司一直“想办出版社”，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发行管理司司长刘波2004年在“新建出版物总发行单位工作研讨会”却说，“即使中央政策再放开，十年内民营书业也不可能成立独资的民营出版社。”

2005年5月19日，胡锦涛在内部会议作了《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严防美欧在我国和周边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的报告。胡锦涛下达了“对出版界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命令，要求“各出版社严禁卖书号给民营文化公司，民营文化公司只能做图书零售和发行业务，决不可以做出版业务。”随后，54家出版社被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停止营业。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出版局局长张小影大放厥词，而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说：“我去年四月讲，要像割毒瘤一样割掉‘二渠道’，反映不一，有人有意见，你们要正确理解当时说话的环境，我现在重申，我仍然是这个立场，只要我在位一天，我就坚持这么做，要刨他们（二渠道）的祖坟”。

“六四”以来，被禁的书有：陈晓东的《宁玛的红辉——今日喇荣山中的一块密乘净土》、梁晓声的《九三断想》、马少华的《东欧：一九八九—一九九三》、黄翔的《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顾准文集》、廖亦武的《沉沦的圣殿》和《中国底层访谈录》、笑蜀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昝爱宗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李慎之、何家栋的《中国的道路》、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和《我们仰望星空》、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茅于轼的《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杨继绳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强剑衷的《历史大趋势》、戴煌的《九死一生》等等。而受到整肃的出版社有今日中国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南方日报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改革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等等。

新闻出版总署查禁这些书与出版社时，基本没有遭遇过反抗。但2007年1月11日，邬书林宣布对八本图书的禁书令并要求对出版社进行惩处时，却遭到强烈反抗。这八部图书是《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原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主编朱凌撰写关于姚立法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旷晨主编的四本对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历史回串的《年代怀旧丛书》、国亚讲述150余年以来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命运的长篇小说《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晓剑讲述辛亥革命到大跃进历史的长篇小说《沧桑》、胡发云讲述非典期间女子因互联网而放弃作副市长情人的长篇小说《如焉》，以及朱华祥反映新闻工作者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新闻界》。出版《我反对》的海南出版社，为这书付出的代价是“全体员工开大会宣布有关处分，领导和责任编辑要写检讨，奖金被扣发，2007年的书号也要被扣去百分之二十几”。

八本书“违规”的原因，除了《风云侧记》被认为“泄露国家机密”外，其余未给出明确理由。《伶人往事》更是被邬副署长明确向湖南文艺出版社指出是“因人废书。”为此，章诒和发出《我的声明和态度》：“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随后又发出《我没有了退路──关于“声明”的说明》的第二份声明和《事态的变化和我不变的立场——兼告邬书林先生声明》的第三份声明。在第三份声明中，章诒和说：“我特聘请一个法律顾问团。首席顾问张思之先生，另有浦志强律师、付可心律师，其他律师暂略其名。他们会依法尽力维护我的权利。”

2007年4月18日，章诒和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交了起诉新闻出版总署的行政起诉状，要求“撤销封杀作品”。这是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第三次被告，前面两次分别2006年10月昝爱宗因记者证被吊销状告龙新民和2007年3月新华社老记者戴煌状告龙新民。戴煌状告新闻出版总署，要求其撤销《关于撤销作家出版社〈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选题的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却以“戴煌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而不予受理。

而且章诒和还《致全国人大代表的公开信》，要求“在大会期间，就出版问题上的违宪行为、专断劣迹，向有关机关提出质询，要求正式答复，尔后据之作出相应决议，坚决废除现行条例、规章、制度中的不当内容和实践中的全部陋习陋俗，为制定《新闻出版法》奠定基础。如认为提出此议时间过于匆促，原订日程不宜改动，复无充分理由延长会期，则请依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组织一个关于党政机关非法禁书的‘调查委员会’，于闭会之后展开调查，在一定的时限内作出决议，明确宣告：违宪必究，任何机关不得例外；毁法有责，位居副职署长者也难逃其咎。”

由于这次禁书引起的风波太大，章诒和发出抗议后，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清华大学教授贾西津、著名作家钱钢、上海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邵燕祥、笑蜀、刘苏里、余杰、刘晓波、王建勋、孙文广、何清涟、陈子明等人士公开声援章诒和。

而被禁作者之一的袁鹰，在1月29日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寄去一封信，向邬书林表示抗议并要求作出答复。邬书林不得不在1月31日上门向袁鹰说明“真相”，说是该书“涉及反右、‘文革’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内容”，“未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出版”，“针对出版社违规，不是针对作者”。邬书林还向袁鹰透露：《沧桑》是因为“写到延安时期种鸦片”而被处罚，《我反对》是因为“人大常委王兆国、盛华仁副委员长都提出质问”。

这次禁书事件引发的抗议声潮是中共1949年统治大陆之后从来没有过，对其教训也是深重的，让其明白公民自由出版的权利是不能随便剥夺的。

更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不少公民不再遵守官方的出版制度，开始自由出版。不要出版社，不要书号，直接印刷出版。如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和《通往公民社会》，以及《黄万里文集》、《李慎之文集》、《李慎之纪念文集》、〈何家栋文集〉都是这样出版的。

王怡就以这种方式出版了自己的评论文集《美得惊动了中央》、廖亦武的《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康正果自传《我的反动生涯》、汪建辉的小说《有没有》等四本书。2005年3月21日，将这些书寄给外地朋友时，被四川新闻出版署扣留，于是王怡聘请了律师，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确认行政处罚决定适用行政法规错误、撤销非法行政行为、返还印刷品。公民自由出版的出现，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开始兴起的标志，其将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

第七章 毫无改革广电媒体

这里所指的“广电媒体”比较宽泛，包括广播、电视、电影、通讯社。可以说，30年来，广电媒体体制中的通讯社与广播电台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广播电台出现了一些经济台、娱乐台。

1982年9月1日，中央电视台将重大新闻的发布时间由原来的20点提前到《新闻联播》节目发布，这标志着中央电视台成为一个新闻发布机构。在此之前，只有新华社、《人民日报》拥有重大新闻的发布权。从此，这三家宣传机构被中共完全赋予垄断重大新闻的发布权。

国内媒体报道新闻只能用他们的报道，禁止用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为此，新华社在2006年9月10日发布《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规定“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应当经新华通讯社批准，并由新华通讯社指定的机构代理。外国通讯社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发展新闻信息用户。除指定机构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代理外国通讯社的新闻信息。”新华社将每年对外国通讯社进行年审评估，严重违规者将被吊销营业执照。

新华社本身作为一个通讯社，与其他通讯社应该是一样的，怎么能够拥有权力去审查外国通讯社。这种荒唐的侵犯新闻自由的行为居然在今天能够畅行无阻。虽然国内目前还有一个中国新闻社，但它是中共向海外的宣传机器，其尺度相对比新华社宽一点，其文体也不同于宣传语气的“新华体”。甚至它在报道海外事件也不忘自己的宣传功能，1992年它对泰国民主运动的“暴乱”报道，引起泰国华侨界著名的事业家、慈善家陈延寿老先生的“这里的合法性和中国的合法性不一样”的质问。

虽然中央电视台与新华社一样是“宣传机器”，但在八十年代，它还是有一些出色表现：1987年10月首次全部录像播出中共十三大召开的11次记者招待会。特别是大会闭幕第二天，新当选的政治局五名常委在记者酒会上公开露面，该场景经电视播出后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这种新闻公开是过去从未有过的。1988年，苏晓康、王鲁湘、谢选骏、远志明等人撰写拍摄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先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后在中央电视台重播，引发全民看《河殇》议《河殇》，成为争论很激烈的话题，甚至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还下文件要求“全体干警要学河殇”、武汉市委下文件要求所有的机关、厂矿、街道都要组织学习河殇、广东省搞了一个一百万人的“蓝色行动”，因为《河殇》里讲了一个蓝色文明。关于《河殇》，邓小平看了一点，没有说什么；杨尚昆看了一集，说：不错嘛！让干部们看看，解放解放思想；李先念、李鹏、赵紫阳看了以后都没有发表意见；只有国家副主席王震看了以后大骂《河殇》。1988年夏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访时，赵紫阳把《河殇》录像带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但《河殇》这部纪录片后来却被中共认为是挑动“六四”的主要原因。海外也有人这样认为，包括研究八九民运的学者，他们认为这部片子与这场学潮有很大的关系。

“六四”发生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在1989年6月4日早晨6时25分，向全世界发布“六四”屠杀消息。其用英语播音的文稿大意如下：“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由于北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无其它新闻可向您报导。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时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随后，吴晓镛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

而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薛飞、杜宪在1989年6月4日、5日、6日连续三日在《新闻联播》节目中身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而且长时间播出现黑色画面。他们以此表达对“六四”死难者的哀悼，对当局的屠杀暴行的抗议。此后，薛飞、杜宪因此被停职、调离。杜宪是《新生》周刊总编辑兼发行人杜重远之孙女，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杜庆华之女儿，著名演员陈明道之妻子，杜宪的弟弟在“六四屠杀”中遇难。

吴晓镛、薛飞、杜宪们，因为拥有良知，致使他们大胆突破宣传机器的禁区，向世界播出关于“六四屠杀”的消息。杜宪因此被称为“中国的第一女性”，其形象被亿万人记住。此后，中共严控媒体，禁止媒体提到“六四”。1995年上海广播电视电台文艺台娱乐新干线节目主持人朱惠明在制作节目时，曾对听众提起“六四”纪念日，遭到停职审查的处分，节目停播。

“六四”以后，中央电视台在1994年开设了《焦点访谈》。十多年来，其播出几乎“雷打不动”，每天19时38分播出，时长11分50秒。这是由于中央电视台被赋予的特殊垄断地位，加之李鹏、朱镕基、温家宝三任中共政府总理的视察，使之成为舆论监督的“晴雨表”。但其存在原因正如主持人方宏进所言：“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和领导人，是他们让这样的电视栏目存在，来反映社会问题和老百姓的意见”。

但其舆论监督节目有70%的“公关”掉。1998年11月4日的中国青年报《冰点新闻》发表了《公关〈焦点访谈〉》，报道了中央电视台前面排着两队，一队来自官方，不让节目播出，另一队来自人民大众，想让节目播出。由于官方财大气粗，人民大众没有力量，致使官方往往能“公关”胜利。

而且，中央电视台1996年5月开办《新闻调查》节目，也被“公关”。其制片人张洁2006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唐勇林采访时透露：“几乎每一期舆论监督节目，都有公关行为出现。”“有一段时间，播出率只有50％，尤其在2002年。”其不少节目因为不能播出而被“贴上橙色标签锁在柜子里”。

虽然《新闻调查》号称“探寻事实真相”，曾经也播出如《哈尔滨市长》等节目，但对其所在的中央电视台耗资百亿元的新大楼超标以及占地拆迁问题却没有进行一下调查。以至于其主持人柴静2007年6月25日在博客帖出《你是公民，也是记者——〈新闻调查〉征集各地违规豪华办公楼图片》的帖子时，虽在短短一周内点击率超过7万次，跟帖多达1500多条，但也有不少网友发出质疑，央视耗资百亿的新大楼本身就“超标”，怎么还好意思查别人？

中央电视台由于其“宣传机器”功能，致使其两大节目“新闻联播”、“春节晚会”可以十几年或几十年不变，冉云飞因此称之为“木乃伊”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六四”以后就没有换过。只是在2006年6月5日，让李梓萌和康辉主搭档主持了一次。2007年12月6日-9日，连续4天让海霞、李梓萌、康辉、郭志坚等分别主持了一次。而且，其宣传的语气与音调，30年来没有变化过。甚至在报道中公开作假，如2007年12月27日，播发的“很黄很暴力”新闻。此语一出，立即成为网民的嘲笑对象。“很黄很暴力”也因此成为2008年首句网络流行语。

在此之前，关于中央电视台还有另一句流行语。2007年02月02日，CCTV在2006体坛风云人物评选中作弊，原本落后的丁俊辉的票数，突然在1小时在内猛增100018票。在此之后“做人不要太CCTV了”成为2007年网络流行语，被用来表示用不正当手段损害他人利益或卑鄙无耻的意思。

而其“春节晚会”，从1983年以来二十五年不变，总是以锣鼓喧天歌舞动地开始，向大众宣传“欢乐”、“盛世”的主旋律。而实际上这些“欢乐”、“盛世”根本是不存在的。由于其垄断，虽是“鸡肋”，观众却不得不看。

因此，可以说，中国电视体制几乎也是没有改革的。曾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做过执行制片人、现在凤凰卫视中文台任副台长的刘春，曾在一次培训上说：“反观电视，是一潭死水，在宏观体制上没有进步。”

刘春所在香港凤凰卫视，开播于1996年3月31日。有人曾想当然地把它与中央电视台1996年5月17日开办《新闻调查》一起，把1996年形容为“中国电视改革年”。表面上凤凰卫视是香港媒体，但实质是中共向海外宣传的工具而已（民众认为它是“国安”办的）。它与中央电视台的关系，就相当于新华社与中国新闻社的关系。

这可以从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得到的那笔“神秘投资”可以看出。作为当事人之刘长乐，完全知道这笔资金的来源，但他却在对外界说这是一笔神秘资金。而且，与刘长乐合作的传媒大亨默多克曾经花了不少精力、金钱与中共高官结交，并获得相当大的成功。安替说：“默多克这个人在媒体世界征战50年，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至高无上的新闻理念，什么是社会公器，什么是游戏规则。在他看来，所谓媒体，一方面是他实现权力和财富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就是人们自我满足的信息源。”因此何清涟认为：“他在中国的成功秘籍就是从不涉足政治领域，更不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与人权，甚至中国媒体都关注的民生也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对促进中国自由化，他更是可以表现出一副漠不关心之态。”

就是这样一家向“海外的宣传机器”，也被中共限制在在一些主要的饭店、外国人的居住小区、学术院校以及政府办公室里播放。由于其突破禁区的节目而受到中共当局的限制，甚至在2005年10月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七八个政治局委员集体发难，质疑凤凰的性质，要求或者取消凤凰，或者把凤凰仅停留在三星以上酒店。随后凤凰卫视被迫进行整改，整改的主要内容就是“敏感阶段不能提，敏感人物不能碰，历史伤疤不要揭”的“三不”政策。

由于没有特殊的关系，与凤凰卫视同期创办30多家境外华语传媒几乎全军覆没。要么不知下落，如宇宙台、澳门新知台、澳门五星台；要么被卖掉了，如阳光卫视卖给新美传媒、华娱卫视几易其手、星空卫视channel-V合并。

乔新生认为“凤凰卫视是中国新闻管制的丑闻”。但其出现，确实推动了大陆电视体制的一些变革，如其资讯台的设立促使了中央电视台设立新闻频道，其对“911”的直播引起中央电视台对伊拉克战争的直播。

虽然面对凤凰卫视的挑战，但凤凰卫视毕竟只有4000万人口的覆盖面。因此中央电视台还是在大陆一家独大。2003年，其广告收入达到75.3亿，占有全部电视广告收入的29.5%，而其他3000多家电视台却只能分享70%的广告份额。

虽然拥有这么多广告收入，但由于其长期谎言宣传，导致其失去基本“良心”。2004年当俄罗斯别斯兰发生歹徒劫持成百上千的小学生人质事件时，CCTV4《今日关注》非常“及时”地推出了死亡人数竞猜。同年，在中国赴阿富汗工人遭遇武装分子袭击后，东方卫视居然让观众竞猜武装分子的身份。这两家电视台，将两起恐怖袭击事件当成赚钱发财的大好时机，就是他们失去基本的“良心”与“正义”表现。

近年来，也出现一些地方电视台挑战中央电视台的垄断地位。如东方卫视、湖南卫视也纷纷在主办春节联欢晚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卫视。由于官方对新闻领域进行控制，湖南卫视就在娱乐方面进行探索，其2005年的“超级女生”引发了“娱乐风暴”。这种建立在市场导向和商业运作基础上的电视互动方式运作模式获得空前的成功，使湖南卫视成为“平民娱乐”代言人。随后中央电视台进行模仿，也办起了“梦想中国”等娱乐节目。

2008年春节前，中国遭遇雪灾，湖南卫视于是在1月28日宣布取消其精心策划“春节联欢晚会”，利用4天半时间赶制了一场“爱心大融冰——我们一起过年”“赈灾晚会”，三个半小时的晚会募捐到3亿1700多万人民币。赈灾义演刚结束，便有网友在网上发布题为《湖南卫视赈灾义演的10大感人瞬间》的帖子。而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却依然歌舞升平，仅仅募集到8000万。

长期研究传媒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传媒系主任展江，提出建立“第二中央台”的建议来改变中央电视台的垄断地位。实际上，比建立“第二中央台”的方案是允许民间电视台。2004年6月初，河南台前县、山东梁山县几名农民合伙在这方面做了尝试。他们在位于河南、山东两省交界的梁山县黑虎庙乡境内，设立“河山电视台”，并正式开播。这个电视台距豫鲁两省交界线约500米，设立“台长”、“总编”等职务。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家真正民间的电视台，也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但半个月之后的6月19日，河南台前县与山东梁山县组织广电、公安等部门联合出击，以“非法”、“谋取不正当利益”以及“严重影响了台前、梁山两县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稳定”将这一电视台取缔。

在此还需要提及的是，2007年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揭发的“山西黑奴工事件”，使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震惊与关注，随后400多位绝望至极的父亲在大河网联名发出求救信《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的网民及公众对于这起发生于21世纪的惨无人道的“包身工”事件也都纷纷给予了愤怒地痛斥和鞭挞。

但2007年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记者訾北佳，却因报道“纸馅包子”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损害商品声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而北京电视台台长遭通报批评、总编辑遭行政警告处分、主管副总编辑遭记过处分、生活节目中心副主任、分管《透明度》栏目的副主任、《透明度》栏目制片人等三人遭撤职处分；《透明度》栏目所有编辑和记者被开除。而且北京电视台与中央电视台大量记者也遭开除。实际上，《透明度》栏目是北京市工商局与北京电视台合办为其脸上贴金的节目。

第八章 新媒体

1994年4月20日，中国与国际互联网相联的64K网络通道开通，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了国际互联网大家庭，也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网络时代。网络存在的及时性、互动性、无限性等特点，被称为“上帝带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以往，中共为了维护极权主义统治，牢牢地控制着传统三大媒体（报刊、电视、广播），导致普通民众没有发表言论的场所。而网络的出现，使普通大众终于有了发表言论、表达意见的场所。传统媒体发表一篇报道、评论需要经过编辑、、主编、总编三级的审核才能发表，而在网络上只需要经过编辑一层，所以在网络上发表文章的自由空间就更大。网络不受地域限制的特点，致使在每一个地方发生的重大新闻都能迅速传遍全国。

由于传统媒体牢牢地控制在共产党手里，只是“党的宣传机器”而已，不允许独立的民营媒体存在，而且也不允许外资进入。而网络的出现，对这一状况产生了一定改变，大多数网站是民营的，有的甚至是海外上市公司，如三大门户腾讯、新浪、网易，分别在香港与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起初，网络只是以传统媒体的电子版形式出现，如新华社创办新华网、人民日报创办人民网，而且政府也曾经花巨资创办网站，如北京创办千龙网、上海创办东方网。但由于这些网站与传统媒体一样以宣传面目出现，而谎言宣传体系早已坍塌，民众不再相信这些传统媒体，因此也不会相信这些网站，加之这些网站提供的信息，不是网民需要的，因而从开始就被抛弃。而商业网站紧紧抓住民众的需求，因而受到民众的追捧，因此新浪、搜狐、网易能够很快成为三大门户网站。这时的网络只是转载传统媒体的新闻信息、提供免费电子邮件服务，因此民众利用网络只是为了看新闻、收发电子邮件。

1996年出现了BBS，开始把网民聚集起来，由于当时正处于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四通利方利用BBS开辟了体育沙龙，成为后来的新浪网。1999年5月8日，北约军队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许多网民在BBS参与讨论，成为BBS在中国兴起的标志，同时也出现了像天涯社区这样的专门BBS网站。后来，天涯社区成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聚集地。BBS第一次让网民拥有发言阵地，可以就某事件进行讨论，发表自己或长或短的言论。

2002年BLOG（博客）的出现，网络开始从“以事件为中心”变成了“以人为中心”，网民在网络上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个人媒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经营”自己的“网络家园”，因此受到热烈追捧。2005年出现“博客热”，以至于任何一家“像样”的网站都有博客。在1.62亿的网民中已经有近1/5（19.1%）的网民青睐在网上写博客，即博客作者约有3094万人。处于博客时代的网民，人人都成为“政治家”，都可以对任何一公共事件发表评论，称为“意见领袖”。一批时评作家就是先通过网络称为“意见领袖”，再到平面媒体上发表言论的。为了消除这对政权的威胁，因此管理部门想出了“博客实名制”的怪招来控制。

真正让人们感到网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2003年，也标志网络媒体进入主流媒体行列。这一年，无论是国际的伊拉克战争，还是国内的非典，都让民众感到网络的重要。非典期间，由于不能出门，只能呆在家里上网。由于政府对非典真实信息的封锁，大量的非典小道消息通过网络传播。由于传统媒体被控制，禁止进行“非典”报道，而那时中共还没有成立专门的网络管理部门来控制网络，因此网络媒体对“非典”进行大量报道。而且由于传统媒体存在地域性，如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只能在广东才能看到，但由于网络不存在地域限制，南方都市报的非典报道被网站转载后，全国各地的网民都能看到。

虽然中共当局拒绝认为网络是媒体，为了便于控制，不给网络媒体颁发记者证。但实际上网络媒体已经成为中国主流媒体。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研究员也认为，中国网络媒体表现出的影响力、社会地位、政治认可度、对重大事件的报道能力都清楚地证明，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流媒体之一。

在刘荻案、杜导斌案、孙志刚案、孙大午案、黄静案、刘涌案、李思怡案、“宝马”案等一系列维权事件，网络在民意表达与舆论形成方面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49年后，极权政体就极力限制人们的结社自由，但在这些维权事件中，在全国各地，甚至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网民，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网络联署签名聚集起来，形成虚拟世界“维权阵线”。这样的维权阵线类似于传统“政党”的功能，但它又是临时性的，是根据维权需要聚集起来的，可能在维权结束后就解散，但这样的维权阵线在下一次维权中得到扩大。

在维权运动中，出现了“公民记者”。这些人自己建立民间网站，发布维权信息，如李新德的中国舆论监督网（www.yuluncn.com）、黄琦的六四天网（www.64tianwang.com）、姜焕文的中国民间监督网（www.zhengtan007.com）、石野的石野焦点网（www.shiye007.com）、鲁宁平的中国百姓喉舌网（www.cnbxw.net）、李新华的中原民生网（www.zymsw.com.cn）、张鹏飞的百姓视点聚焦网（www.luningping.com）、徐祥的中国名记在线（www.007news.net）、中国正义反腐败网（www.zyff.cn）等。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舆论监督网，只有李新德一个人，却参与了山东济宁“下跪副市长”李信案、辽宁阜新市“退休高官”王亚忱案等案例。他在香港注册了中国舆论监督网，自己给自己发了记者证。由于他是在香港注册，是一个网站，不存在出版物，因此大陆的新闻出版署就不能以“非法出版物”查封他的记者证，这就逃避新闻出版署对记者证的限制，可以大张旗鼓的拿着记者证进行采访。

但中共这个政权，面临科技带来信息革命的挑战，总能找到控制的办法：五十年代收缴过打字机，六十年代限制过短波收音机，七十年代禁止港台传媒，八十年代控制传真机。九十年代控制卫星天线、在21世纪的今天控制互联网。中共通过与美国思科公司的合作，对中国的网络构造了一堵类似于“长城”的防火墙，不让国内网民看到海外那些所谓的“敏感信息”。而且还花巨资建立“金盾工程”，对国内网络进行监控。

但法轮功组织却开发出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软件，如自由门、无界网络、世界通等软件。这些软件不断升级，致使中共有关部门也无法对付。令人欣喜的是，美国国务院新在2008年批准的预算中，有1500万美元将用于开发对抗网检的工具和网络服务，主要用于帮助互联网用户冲破中国、伊朗和其他封闭社会的电子防火墙。这对中国网民突破封锁来说，是一大福音。

网络在中国的发展，虽然从中共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法律法规进行限制，如1996年2月1日就颁布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对国际联网活动实行主管单位审批和经营许可证制度，但它没有意识到网络会发展这么迅速。等到它发现网络对极权政体的危害时，民间网络已经发展起来。这时要想全面限制网络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因此在2003年底采取控制大的网站、号召网络媒体要有“社会责任”，要“行业自律”。对它而言，所谓“社会责任”、“行业自律”就是不要威胁它政权的存在。2002年，以北京蓝极速网吧发生火灾为借口，一下子采取让几大政府公司控制网吧，限制了网民在网吧自由上网的权利。

2000年11月7日，当局颁布《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网络媒体没有采访权，而且网站转载传统媒体的新闻也需要获得国务院新闻办的所谓“新闻资质”才行。2004年连续发生的四川汉源事件、重庆万州事件让中共当局明白网络的对其政权存在的威胁。虽然传统媒体由于受到当局控制没有对民众大规模抗议进行报道，但是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一夜之间民众抗议的新闻与现场照片传遍了世界各地。而且2005年3月全国各地几乎同时举行的反日大游行也是通过网络发动起来的。

这三次来自网络的惨痛教训，促使当局决定在国务院新闻办下设立专门的网络控制机构——国务院新闻管理办公室网络管理局，各省市也设立网络处。这些机构一方面搜集网络舆情，向高层汇报，另一方面每天向各个网站——不论官方网站还是商业网站，发布指令要求删除或重点宣传的信息，有时甚至要求网站把宣传信息放在网站首页要闻区，并且规定将文字加红放在第X条位置。而对那些触犯禁令的网站就采取罚款、要求网站开除编辑、关闭频道甚至关闭整个网站等处罚措施，甚至从2007年开始采取扣分制度。

对那些发布敏感信息的民间网站就采取关闭的方式。被关闭的网站有：春蕾行动、不寐论坛、宪政论衡、世纪中国、自由中国论坛、民主与自由网、一塌糊涂、燕南网、爱琴海、递进民主、公民维权网、中国哲学网、榕树下、敏思博客、博易网、牛博网等等。

由于传统三大媒体正在被取代：博客取代报刊，播客取代广播，视频取代电视，因此2006年12月17日，美国《时代》周刊把“你！互联网的使用者”评为年度人物。而几乎同时，《亚洲周刊》选出“中国网民”为本年度风云人物，认为这个约有两亿人口的、全球最大和最红火的网上群体，胜过了很多政治人物和商界人物，正凝聚着最坚挺的“软实力”，发挥着任何个人都无法发挥的巨大能量。而且，2007年9月，缅甸僧侣革命发生的原因部分就是由于高官女儿奢华婚礼的视频在网络的流传而导致的。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网民周曙光利用博客，进行参与报道。

而且以QQ、MSN、SKYPE等及时通讯软件使信息能够在很短时间内传播扩散开来。由于这些及时通讯软件都拥有几千万甚至几亿的用户，而且分别能够以QQ群、MSN群的形式存在，能使成员之间很快进行信息交换，特别是SKYPE由于能够进行免费通话、能够异地召开网络会议而受到欢迎。虽然中共曾试图控制及时通讯软件，如2005年深圳市公安局要求QQ群的开通需要登记身份证，但由于受到藤讯公司和用户抵制而以失败告终。2007年3月重庆钉子户事件，网友开始组建QQ群进行声援。

在此，特别还需要提及的是被称为第五媒体的手机短信。它1992年诞生于英国，以自由随心、经济实用、覆盖面广、迅速便捷等特点开启了传媒新时代。1998年，中国开通手机短信业务。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后不到十分钟，中国几十万手机用户就已经通过新浪网发送短消息的方式获知了这一重大新闻。此举再次改变了人们获取新闻的方式。短短几年的时间，短信由纯文本的形式逐步向融声音、图片、文字为一体的多媒体形式转变，有人将手机短信现象称为“拇指文化”。

到2006年底，中国已经拥有4.6亿手机用户，手机短信发送量达接近4300亿条。从2000年开始，手机短信从10亿条增加到2004年的2177亿条，占2004年全球发送短信5100亿条的40%.2005年，达3046.5亿条，比上年增长39.9％。

手机短信的出现，使民众获得了一种更迅捷的互通信息的方式。在西方国家，抗议者利用手机短信相互联络，组织示威，使当局穷于应付。在我们的邻国菲律宾，抗议者利用手机方便灵活地组织大规模抗议示威，迫使前总统埃斯特拉达下台。2007年6月1日，厦门市民为抗议新建一座巨毒化工品厂，用手机短信进行联络，很快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而记者北风也利用手机短信，现场报道了厦门的抗议事件。由于新的维权手段的利用，“厦门人”的维权最终获得成功，也被《南方周末》评为2007年的年度人物。当然，手机短信的这种功用受到当局的注意。

手机短信使顺口溜与政治笑话能很方便地进行传播。在新闻不自由的地方，顺口溜就有广阔的市场。不能在公开媒体上直抒胸臆的人民，需要通过顺口溜相互安慰、苦中作乐。顺口溜中传达出来的，虽然只是民众无可奈何的声音，但那也是社会大转型前夜闪烁的火星，其中有他们的爱与憎、悲与乐、絶望和幻想。以往的顺口溜都是口头创作，口耳相传，如今，顺口溜插上了短信、网络的翅膀，已经是无远弗届、无孔不入。

2002年中共举行16大期间，流传着这样一条讥否新政治局常委的短信：“民脂民膏胡紧掏，三个代表无帮国。人民尚未温家饱，反腐却知无官正。夜夜笙歌里长春，实事求事要裸干。贾贾曾曾政治局，整个就是一黄局。”同年底，广东爆发非典，传媒毫无反应。但2003年2月8日后，一条消息以手机短信和口耳相授方式悄悄在人群中传播。据广东移动通讯短信息流量数据统计：8日，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正是手机短信的冲击，令政府公开部分真相。非典时期，人们见面的机会大幅减少，手机短信成了一种沟通渠道，短信异常火爆而大行其道。当时的北京流传着这样一条短信：明天北京将进行非但病人大规模转移，空气将遭到污染，请大家不要上街。

由于手机短信具有的潜在能量可能比网络更大，因此中共一直在想办法控制短信。2004年4月21日，信息产业部《关于规范短信息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一通知与手机短信息中包括有关江泽民在内的政治笑话有关。2005年，公安部要求实行手机实名制的理由是“垃圾短信”，但实质还是害怕政治短信的蔓延，以及害怕民众利用短信组织游行示威。非典时就有人因发送非典短信而被拘留，而2003年陕西榆林刘斌事件、2006年重庆彭水秦中飞事件都是由于发送手机短信而成为“文字狱”典型案件。

第九章 《新闻自由法》

1980年9月，在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部分代表第一次提出制定《新闻法》的口头建议。1983年6月第六届人大和政协会上，有代表提出《在条件成熟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的书面建议。

当时胡耀邦、赵紫阳强调重视人大和政协的提案，要求必须逐一做出交待。关于制订《新闻法》的提案也必须做出答复。于是，中央书记处指示中宣部进行研究，提出办法。经过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以后，1983年12月28日，中宣部的新闻局邀集人大法制委员会和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进行商议，一致认为必须立即着手筹备制定《新闻法》的有关事宜，而且决定：“由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胡绩伟同志负责，并协调新闻、法律等有关部门同志参加，组成起草小组。人大法制委员会和中宣部新闻局积极参加协助。”

中宣部将这个决定写成《关于着手制定新闻法的请求报告》，提交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处研究以后，由主管宣传工作的胡乔木批示同意以后，又将这个报告转送人大委员长彭真。彭真也批了“同意”两字，就交给教科文卫委员会办理。

在这以后，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在首都新闻学会举行的关于《新闻法》的座谈会上说：“关于《新闻法》，新闻界酝酿了很多年，的确需要这么一个法。由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来担负这个工作是很合适的。很重要一点，需要有热心人，要在新闻界有影响、有经验的同志来抓，所以中宣部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议论还是绩伟同志来担当这个工作最合适。在我们积极建议下，乔木、力群都一致同意请绩伟同教来挂帅抓这个事。”

但是中共元老陈云曾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订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因此，要在中共统治下制订一部《新闻法》的难度实在太大。

当时，为什么把这项任务交给胡绩伟呢？因为他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同时也是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的会长，是具有新闻工作四、五十年工龄的老新闻工作者，在《人民日报》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和社长就是31年。新闻界很多人也认为，由胡绩伟来负责主持这项制订《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的工作，是比较适当的人选。这样，胡绩伟就成为负责拟定这部《新闻法》的主持人。

1984年1月18日，胡绩伟开始负责主持《新闻法》的拟订工作。5月12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建了“新闻法研究室”，设在新闻研究所，由所长商恺兼任新闻法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孙旭培任副主任。随后，出版了不定期的内部刊物《新闻法通讯》。在搜集整理资料的同时，胡绩伟还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等地召开了新闻界和法学界的座谈会，广泛听取各地新闻工作者的意见，胡绩伟还特意在深圳召开了三次座谈会，听取香港新闻界的意见。

1985年7月15日，《新闻法草案》（第一稿）写了出来。经过新闻法研究室成员三次讨论、补充和修改，在1988年4月写出《新闻法草案》（第三稿）。这个草案明确列出了“新闻自由”与“民办报纸”的条例。胡绩伟原想，这个草案先登在《新闻法通讯》，再登在报上征求意见修改后，然后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修改和批准发布。

但在《新闻法》问题上，胡乔木与胡绩伟之间存在分歧：

第一，对《新闻法》的指导思想，胡绩伟认为是保护新闻自由，胡乔木则认为是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实际上是限制新闻自由。

第二，胡绩伟认为新闻法是为全国人民制订的，是为全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新闻工作者要遵守，新闻工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也要遵守。胡乔木则认为应该强调新闻工作者自我约束，加强道德自律，应该加强党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管理。

第三，胡绩伟主张民办报纸，胡乔木则坚决反对。

第四，胡绩伟反对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制度，胡乔木则认为报纸的重要稿件，理所当然地要送党委审查。

第五，胡绩伟强调舆论监督，胡乔木则强调监督舆论。

第六，胡乔木强调在党的领导下的舆论导向，胡绩伟则不同意这种“舆论一律”的导向作用。

胡乔木曾经几次打电话给中宣部和社科院，要胡绩伟把准备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向中央请示报告，但胡绩伟深知他所谓的中央就是他自己，没有向他报告。胡乔木对此十分恼火，经过多方策划，决心把《新闻法》的起草工作直接掌握在他的领导之下。1985年11月22日，胡乔木通过社科院副院长赵复三通知新闻研究所所长商恺，宣布：“新闻所不再设立新闻法研究室”，取消起草新闻法的任务。

后来胡绩伟去信质问胡乔木，胡乔木与中宣部以及社科院之间互相拖延，不了了之。

1987年1月，新闻出版署成立，胡乔木趁此又作手脚。在确定新闻出版署的任务时，他指示新闻署正式宣布：“新闻出版署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关于新闻、出版的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这表明胡乔木要把起草《新闻法》的任务抢过去。

胡绩伟的想法很简单，可以与新闻出版署一起竞争，看谁起草的草案好。1987年7月10日，新闻出版署急急忙忙地赶出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法》送到国务院请求审查。这个法律基本就是控制新闻自由的法律。国务院法制局把这份稿子送给56个部门、单位征求意见。最后综合各方的意见结果是，新闻出版署拿出来的《新闻出版法》是基本上不能用的。与此同时，魏永征领导的上海新闻法起草小组也起草了一部《新闻法》，但只是一部地方性的新闻法规，没有全国性。

1989年春节，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单独约胡绩伟到他办公室谈《新闻法》的制订，整整谈了一个上午。胡绩伟把进行的情况、主要争论和主要障碍都告诉了他。他听得很认真，答应要想办法让“新闻法研究室”继续工作下去。果然，在赵约谈以后，社会科学院再也不说撤销“新闻法研究室”，教科文卫委员会也不再说“新闻法研究室”不能负责起草工作。

但“六四”惨案的发生，使胡绩伟制订《新闻法》的希望破灭。“六四”以后，胡绩伟在人大的职务被罢免，新闻学会被解散。新闻法研究室合并到新闻理论研究室，而负责研究和起草《新闻法》的主角孙旭培也被免职。胡绩伟起草的《新闻法》也就胎死腹中。

以后，每年在人大和政协会上，对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的提案还是不少。但1994年的全国新闻教育会议上，针对有人提到希望制订《新闻法》的意见，当时中宣部主管新闻的副部长公然直言不讳地说：“新闻立法对党和国家不利，西方国家也不是都有新闻法嘛！”“苏联东欧搞新闻法，搞得国家一片混乱。搞新闻法还要宣传部干什么！”这位副部长原是“左王”邓力群手下有名的一员干将。他反对搞《新闻法》的意图当然道出了当局的底牌。

1998年3月8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广东人大代表提出，32位代表附议，呼吁“尽快制定《新闻法》”。同年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接受德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但江泽民却在2000年9月初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说：“新闻自由不过是新闻界为使自己不受任何限制地攫取利润而制造出来的一个图腾，仅此而已。”又说：“所谓言论自由，本质上是一个博弈论难题，没有正确的解。”他比陈云干脆，根本就不承认有什么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认为这是虚无的图腾，是无解的难题。

但人们还是不死心，如吉林省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分别在2001年、2005年、2006年提出制定《新闻监督法》的议案。但2002年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然表示，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中国制定《新闻法》的条件还不成熟，过早出台可能不利于新闻传播的发展，因此，中国近期不会制定《新闻法》。

2007年，中国贸易报记者兰成长被打死，致使很多人又呼吁制定《新闻法》。但是直到今天，人们苦苦呼吁了三十年的《新闻法》依然不见踪影。但我们在呼吁《新闻法》时，也要谨防当局出台的《新闻法》是限制自由的《新闻法》。所以呼吁时，最好用《新闻自由法》这个概念。

第十章 中共对新闻改革的承诺

从1949年起，经历30年谎言体制。197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时期。对于传媒而言，既然是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两个，一个是新闻自由，另一个是民办媒体。虽然中共没有明确承诺这个改革目标，但广大民众就是以这个作为其改革的目标的。

1984年1月17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批示“同意”制定《新闻法》。实际上制定《新闻法》的目的就是确保新闻自由和允许民办媒体的存在。而且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总书记赵紫阳代表中共郑重承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人民知道，就是知情权，也就需要新闻自由。人民讨论，就需要媒体，也就是民间媒体。但是在2007年，花费了14亿的“嫦娥一号”，花了14亿，应该算是重大问题或重大情况，应该经过人民讨论，或者至少应该让人民知道。但这个项目从立项到发射，以及现在嫦娥一号是否运行正常，民众一点都不知情，更不要说讨论了。纳税人的钱就这么白花了。

对这30年的新闻改革，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孙旭培认为：“比起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来说，新闻传播的事业规模发展迅速，但改革的力度不大。新闻改革至少有两个层次上的内涵：一是新闻业务领域的改革，二是新闻体制的改革。业务领域的改革，自1979年以来已经取得很多成果。新闻体制上的改革则进展不大。新闻能否立法和依法治理，创办报刊能否由批准制改为登记制，传媒能不能跨地区经营，等等，这些都是新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至今未见什么动静。”

而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山西大学教授吴敏认为：“三十年改革，第一个最滞后的领域，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改革。第二个最滞后的领域，是新闻出版管理体制的改革。”

复旦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李良荣认为：“在维持新闻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由观念的变革来拉动新闻媒介的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过去近三十年的传媒改革与发展，我们所获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就其实质而言，迄今为止的发展在基本面上还只是一种要素增长型的发展。换言之，这种所谓的”增量改革“只是在过去”存量“现实基础上对于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有限的调适，这种调适虽然通过新增媒介的培育和发展，在媒介业的总体功能的改善上、在媒介业的社会角色扮演的丰富性上，在媒介运行机制和传播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市场化、产业化手段的引入方面起到了在稳定中求发展的效果，但其发展的基本态势仍然是以既往的”存量逻辑“为”圆心“的一种延伸和扩张——问题在于，这种构建于计划体制年代的媒介业的运作”逻辑“，在今天的合理性、有效性还剩有多少呢？媒介舆论监督的”犬儒化“趋势；对于传播技术革命如洪水猛兽的应对态度；只求”守土“，不求进取的管理导向；按照行政区划所实施的媒介市场运作边界的控制；媒介产业经营主体的缺位；对于最需要”姹紫嫣红“（马克思语）的传媒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的横加干预，等等，均是这种旧体制、旧规则、旧逻辑、旧传统给我们留下的沉重”遗产“，它让我们不得不郑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传媒运作的”语法“逻辑是不是应该到了必须加以改变的时候了？”

第十一章 结论

通过对这30年的历史分析，我们发现，在擦边球媒体时期，中共当局确实有一度开放了媒体，甚至一度准备出台新闻法，但时间却很短。在八九屠杀之后，媒体的谎言宣传机器之功能仍然没变，只是由于市场化的推动，媒体虽然在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摇摆，但最终还是会选择经济利益服从政治利益。所以这样的市场化还是离民间的、自由的、独立的媒体还差距很远。对于报纸而言，相对来说存在某些改革，允许民间与外国资本投资报纸的发行，但不允许资本控制报纸的编辑业务。当然这只是控制那些与时政、经济有关的报纸，对与而对与政治无关的如科技、娱乐、体育方面的报纸就不存在控制或控制不严。但中共却是一个泛政治化的政体，对于任何信息都可以泛化为与政治有关。而且对传统三大媒体的电视、广播，中共对其的控制没有丝毫的改变，仍然是谎言宣传体系的一部分。

六十年的谎言宣传，当民众接触到真实历史事实后，会引发真相的雪崩。对于中共政体而言，其开放报禁之时就是其垮台之时。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后极权主义国家而言，媒体对社会转型至关重要。媒体一方面要冲破《真理报》说假话的模式，另一方面要发挥启蒙的作用。而且，以网络、手机短信为代表新的媒体已经出现，将加速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本文是北京后改革研究所编著的《改革之死》一书之“传媒”部分】

11/19/2008～11/26/2008民主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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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5日星期六

王俊秀、古川：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事记

王俊秀、古川：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事记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1/15/2008

1978

1978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正式开播，成为中国收视率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电视新闻栏目。但其三十年“假大空套”不变的风格，与其说是“新闻联播”不如说是“宣传联播”。中央电视台也被舆论称为“木乃伊”电视台。

1978年2月28日，《解放日报》刊登了第一条商业广告——“瑞士雷登表”。

1978年2月26日-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设置人民检察院。在当年6月份之前，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陆续开始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和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复办并恢复招生。新时期法律教育正式开始。

1978年3月11日，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县新建钢铁厂。

1978年3月18日-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近6000人。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大会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邓小平说，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教育事业，大力发挥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文章抨击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加入。”理论界的某些权威人士也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他们不让《红旗》杂志发表支持性的文章，并授意一些省市和中央部门对讨论不予表态，甚至对表示赞成的人进行责难。这场最终冲破了压制，迅速发展为一个遍及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6月8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虽然单调的灰色和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妇女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种中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俗称：烫个“鸡窝”最时髦。

1978年7月3日，中国政府照会越南政府：中国被迫停止对越经济技术援助，调回尚在越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从70年代末开始，中越关系出现严重摩擦，越南发生驱赶华侨事件，中越边界气氛紧张。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中国被迫停止对阿援助并接回中国专家。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刊登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1978年9月，“伤痕文学”引起巨大反响。当年，刘心武的《班主任》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文艺报》编辑部在首都连续召开座谈会，对《班主任》、《爱情的位置》、《伤痕》、《最宝贵的》、《“不称心”的姐夫》等10多篇短篇小说进行讨论。“伤痕文学”的名称，源自它“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大墙下的红玉兰》、《铺花的歧路》、《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渲泄。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1978年有影响的国产电影有《知音》、《喜盈门》等。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文学》、《收获》、《钟山》、《十月》等一流刊物，其发行量一般可达300万册，有的甚至达到500万册。

1978年9月11日，《中国青年》复刊。复刊号登有介绍“四五运动”中同“四人帮”作斗争，在迫害面前坚强不屈的青年工人韩志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选登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这本诗集曾印行过，遭到汪东兴的批评，此次《中国青年》以《青年革命诗抄》为标题，选登其中一小部分）。这触怒了当时主管宣传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他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复刊号通通收回，禁止发售，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愤慨，成为“西单民主墙”事件的一个导火索。

1978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会议开了整整四十二天。会议期间，西双版纳农场一个名字叫陈玲先的上海女知青因难产死亡。几乎所有知青都被她的不幸死亡震撼了，他们从这个微不足道的事件中读出自身的悲惨命运。这些从前的红卫兵扔下劳动工具，浩浩荡荡走上街头，他们不是造反和“破四旧”，而是展览命运和抬尸游行。知青打出的口号是：“知青不是牛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后来发生各地知青的抗议、卧轨、请愿和绝食活动。绝食知青给北京发去电报，电报一共只有短短六个字：不回城，毋宁死。知青集体绝食的惊人消息在全国迅速传开，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成都、重庆等城市还有局部的游行和集会，最动情的一句口号是：请放我们的孩子回家吧。据不完全统计，仅1997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安置返城知青达七百六十万人。此后陆续返城约三百万人。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1978年10月，恢复奖金制。奖金总额按职工工资总额10-12％提取，并在事业单位试行一次性年终奖，人均10元。

1978年10月11日，贵州诗人黄翔等人创办民间刊物《启蒙》。在创刊号上，黄翔发表了长诗《火神交响曲》，猛烈抨击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呼吁放弃专制和封建迷信，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府。后来黄翔来到北京，把《启蒙》贴在王府井大街上，引发了随后的“西单民主墙”。

1978年11月，西单民主墙引起国内外关注。“民主墙”的形式源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即民众（不排除有官方背景的人混在“民众”队伍中）在公众场所张贴文章，表述某种政治主张或心声。最初，西单墙的大小字报绝大多数的内容以申冤诉苦为主，只是就事论事，不大涉及政治内容。随后开始有人在墙下面贴出自己的感想，出现了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民主、要言论自由的大字报。12月，任畹町、魏京生等人撰文提出：要求政治民主化。此举引起轰动。之后一些民间团体将自己制作的刊物贴在西单墙上或散发给来往群众。一些外国媒体也赶来采访，这使“西单民主墙”有了国际影响。

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12月13日，叶剑英也在三中全会讲话时，曾经高度评价民主墙。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后贺延光、周为民、韩志雄、王军涛、李西宁等“四五英雄”还曾经一度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新华社发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电讯稿，全国各报纸以大字标题刊登这条消息，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1978年12月6日，法学家李步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同年底，《北京周报》以五种外国文字向外界报道这篇文章。由此引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争论。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中美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在对方首都建立大使馆。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并决定在组织上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反对突出和宣传个人，要加强集体领导的作用。全会审查纠正了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结论。并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有较大影响的大案平反。

1978年12月22日，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176字的“法治宣言”，象征着中国当代法治进程的正式开始。

1978年11月24日，安徽小岗村户主在村西的严立华家召开了秘密会议，20户人家除有两户仍在江西要饭外，18户都到了场。会上，社员们一致通过了分田到户的决定。

1978年12月22日，北岛、芒克、黄锐、陆焕兴等人创办了文学刊物《今天》。随后这期刊物被张贴在西单民主墙、天安门广场、中南海、文化部以及出版社和大学区。从第二期起，《今天》开始走向正轨：基本保证定期出版，并通过邮寄发行到全国。每期一千本，并先后出版了四本丛书。1980年9月，《今天》得到第一次警告，要求停止一切出版活动。北岛他们改头换面，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出版了三期内部资料。同年12月，再次接到最后通谍，被迫停刊。12月中旬，《民主墙》杂志创刊。12月16日，《四五论坛》问世。月底，《今天》和《群众参考消息》创刊。1979年1月创刊的民间杂志还有《北京之春》等。并出现了七大民刊：《今天》（负责人：北岛、芒克）、《四五论坛》（负责人：徐文立、刘青）、《探索》（负责人：魏京生、杨光、路林）、《人权同盟》（负责人：任畹町、陈旅）、《沃土》（负责人：胡平）、《北京之春》（负责人：王军涛、陈子明、刘迪）、《启蒙》（负责人：贵阳本部，负责人黄翔。随着民间杂志的活跃，各种杂志的编辑们需要协调行动，以便必要时组织会议、举行街头示威或发表联合声明，于是由刘青牵头的8家民间团体组成的“联席会议”于1979年1月25日成立。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从《启蒙》、《民主墙》的出版，到最后一期《今天》杂志，在北京一共涌现出50余种民办杂志，此外还有127种杂志星散于全国至少26个大中城市。这些杂志各具特点，其中一部分是文学杂志，其它杂志或多或少都属于政治类。

1978年，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8家报社联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报社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1978年，谈恋爱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在城市里可以看见恋人们手拉着手逛公园、轧马路。此前整整10年，年轻人公开的约会被视为可耻和堕落，他们只能以“谈工作”为借口进行地下活动。

1978年，喇叭裤受到青年的喜欢。虽然主流社会不接受，但它顽强的生存下来，并更加得到青年的喜欢。

1978年开始了学子海外留学和恢复研究生教育。

1978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此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全面展开。据不完全统计，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人们得到了解脱。

1978年12月31日，邓小平在其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79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希望双方尽快实行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作观摩。

1979年1月18日，“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这个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月18日-2月16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第二阶段从3月28日-4月3日，由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名称加上了“全国”，称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在会议上，王若水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认为应该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认为这存在着“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3月30日，邓小平发表了被称为“四根棍子”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79年1月28日-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暨中美建交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美国的访问。据说，邓小平回来后在某次高层会议上说：我看见了现代化。

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参桂补酒广告，这则只有1分35秒的广告，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

1979年1月，王礼明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治和法治》的文章，引发改革开放后人治与法治问题大讨论。12月2日，李步云等的文章《论依法治国》，以“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为名在《光明日报》发表。与之对应，部分法学界人士认为法治是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或者认为人治与法治应该结合。这场讨论持续数十年。

1979年2月17日-3月16日，爆发中越战争。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并无可咨识别之军阶、军衔制度，导致指挥体系严重紊乱，战后全面恢复文革前军阶、军衔制度，军衔再增加大校成为四级制。

1979年2月23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议设立“法制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法制工作。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成立。彭真担任法制委员会首任委员长。

1979年3月5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个恢复电台系统的广告业务。

1979年3月，《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认为“党报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和监督下工作的，是全党办的、全民办的报纸。”“党报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党委领导党报来反映人民的声音，反映人民的意愿，成为人民的喉舌，正是党性的表现。离开了人民性就根本谈不到我们党的党性。”但当时中共中央主管宣传的胡乔木认为，这种新闻思想把《人民日报》引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向，对全国新闻界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因此对胡绩伟进行批判。胡绩伟后来被迫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

1979年3月29日，在北京动物园当电工的魏京生被当局逮捕，起因于四天前他在“西单民主墙”上张贴的《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一文，此文抨击了邓小平的独裁倾向。同年10月16日，魏京生被判15年徒刑。1995年12月13日，魏京生出狱6个月后即被中共公安机关非法拘禁近20个月之后，又被当局以“阴谋颠覆罪”判处14年徒刑。美国《纽约时报》社论说，“为的是窒息民主，给强大的民主呼声彻底消音，向异议份子发出强烈警告。”这一年，魏京生是“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中位于前列者。

1979年4月10日，《读书》杂志创刊。创刊号发表了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引发了激烈争论。上级主管机关批评《读书无禁区》提法不妥，后来沈昌文和董秀玉甚至代表杂志到上级部门做了检查。《读书》杂志创刊以来，以思想性获得了国内知识界的认可，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读物之一。

1979年夏，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和姚明德、李守成根据真人真事，创作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并发表在《戏剧艺术》杂志上，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内部上演”，不久就在全国的许多城市相继演出，但在1981年却被禁止演出。这是一个相当精彩的社会讽刺剧，对干部中存在的特权现象予以无情的剖析和辛辣的嘲笑。

1979年7月1日，7部旨在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法律一次性通过，分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79年7月，《人民文学》发表了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开始了“改革文学”。此后又出现了《改革者》、《跋涉者》、《祸起萧墙》、《三千万》、《假如我是真的》，以及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这些作品大多揭示旧的经济体制政治路线影响与改革家的改革事业的矛盾冲突，预言了一个“只要改革，生产就能搞上去”的神话。

1979年9月，《十月》文艺丛刊第3期发表作家白桦（原名陈佑华）的电影剧本《苦恋》，剧本的一句台词“爱国家，国家却不爱我”引起全国争论，这表达一代人对现实政治的怀疑，但白桦却因此受到批判。

1979年10月，《电影创作》第10期发表作家王靖的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作者十分大胆而尖锐地把批判锋芒指向了深藏于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却被禁止拍成电影。甚至李贵仁的评论《在灵魂猛烈震颤之后……——泛论《在社会的档案里》》本来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1期，但在印出后被扼杀于工厂。一万多份杂志，在撤掉这篇文章之后才得以发行。

1979年10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魏京生，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三年。1978年12月5日，魏京生以“金生”为笔名在“民主墙”上贴出了题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大字报。魏京生认为，中国除了需要当局已经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之外，还需要民主。该文谴责了共产党的一党独裁，质疑共产党政权的“人民”特性，认为共产党政权的独裁本性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惟一真正障碍。魏京生还创办了《探索》杂志。12月6日，中共北京市革委会发出通告，明确禁止在“西单墙”和规定范围之外张贴大字报和小字报。“西单民主墙”不复存在。1979年春开始政府查禁了民间刊物和组织，逮捕了一些民主运动的领导者。逮捕魏京生以后，胡耀邦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胡耀邦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逮捕魏京生，他又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1979年10月，贪污犯王守信被判死刑。

1979年11月14日，杭州市召开6000多人参加公判大会，高干子弟杭州恶少“二熊”（熊紫平、熊北平）被判死刑。在押出会场的一瞬间，桀骜不驯的熊紫平回头吼叫：“北平，要报仇！”

1979年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取缔“西单民主墙”。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随后全国也发起取缔“民主墙”与“民刊”运动，许多“民刊”创办人士被捕、被判刑。热闹的“民主墙”成了冷落的“鬼打墙”。

1979年，戈扬重新出任复刊之后的《新观察》的主编。《新观察》上的文章，多是尖锐犀利的时政评论。在20世纪80年代风雷激荡的岁月里，与《世界经济导报》形成南北呼应，被称为中国新闻杂志的启明星。1988年12月，戈扬在北京大学《未来学会》的成立典礼上演讲说：“20世纪见证了社会主义的失败。”

1979年，《追捕》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把充斥中国荧屏的奶油小生们（以唐国强为代表）打入冷宫，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

1979年11月26日，石油工业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湾内翻沉，船上职工7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3735万元。造成这次中国石油工业史上最重大的责任事故的原因，石油部迟迟不认真调查事故原因与如实向上级报告情况，也未采取有力措施处理有关责任人员。对此，有关人员受到法律和政纪处分。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1980

1980年2月15日，消失了13年之久的《羊城晚报》复刊。“文革”期间，《羊城晚报》被诬陷为“造谣放毒的旧报纸”，1966年12月13日停刊。吴有恒被任命为第一把手。凭着广东省委拨给的10万元资金，60多人编辑记者队伍，复刊当天就发行21万份，11个月之后发行量已超过100万份。

1980年2月5日-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通过了《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同年12月，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的学位授予工作。

1980年2月23日-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了反对个人专断、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等12条准则来重新规范党内政治活动。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全会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全会还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看过根据中央决定成立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提交的提纲后，对决议稿的起草问题提出了三条指导思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1980年3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赵紫阳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担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胡耀邦负责中央书记处全盘工作。

1980年4月8日，由邓小平提议，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同意中共中央建议，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的条文。

1980年4月20日，国家出版局、中宣部发布《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对书稿的政治内容和学术（艺术）质量作出基本评价，决定是否采用，一般应实行三级审稿制度，即编辑（或助理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和总编辑复审和终审。

1980年4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决定》。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

1980年5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带领一支综合考察队进入新疆罗布泊考察。途中遇险。6月17日上午，彭加木留下“我向东去找水”的纸条，独自一人走向沙漠深处，就此再未回到营地。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在1980之夏引发了全国范围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作者写道：“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如说为吃喝玩乐，……也没什么意思。”，“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在编辑部组织的讨论会上，青年们说了许多心里话，一半以上的与会者都哭了。他们最大的苦恼是政府宣传的价值观念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政府宣传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政府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前途远大，但现实却是琐碎的、日复一日的平淡无味的生活。《中国青年》共编发了关于潘晓讨论一百多位读者的多篇稿件，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封。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急剧上涨到398万。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农村政策问题指出，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就不要去硬搞。

1980年5月下旬，在中共四川省委的支持下，中共广汉县委在向阳公社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撤销向阳人民公社，恢复建立向阳乡党委、向阳乡人民政府。

1980年6月，法律出版社经国家出版局批准恢复。

1980年6月，曾经办过《文汇报》的钦本立创办了《世界经济导报》，名义隶属上海社科院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实际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而理事会成员多为经济学界知名学者和退休中共高级官员。该报创办之初的办报方针是：为开放服务，突出自己是对外经济的一个窗口。后来大胆突破禁区，关注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著名的“擦边球”媒体。

1980年6月2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公安部、财政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教育部、文化部、轻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制止滥编滥印书刊和加强出版管理工作的报告的通知》规定：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非出版单位，一律不准自行编印图书出售；对各类刊物，审批要从严掌握。过各种渠道公开或暗地在社会上散发出售反对国家政策法令，有碍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腐蚀人们思想的书刊、图片、小册子等，应予查禁没收，对有关人员要进行严肃处理，并对出版者和承印者追究责任。

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多家媒体突破自1957年以来“报喜不报忧”、“重大事故一般不见报”的传统框架，对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重大事故进行报道。国务院因此最终作出了关于处理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

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央决定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个人的纪念堂等建筑；公共场所毛主席像、语录要逐步减少；一般高级干部丧事应力求简化和节约。

1980年8月2日-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

1980年8月，《中国法制报》经过试刊后正式创办。该报于1988年更名为《法制日报》。

1980年8月18日-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分五部分：一、关于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调整，中央做这样的考虑，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二、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三、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四、这些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五、中央经多次酝酿，现在正考虑逐步进行如下重大改革：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史称“8·18讲话”。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邓小平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不是他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毛主席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他后期的错误。

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商业部长吃饭不付钱”的报道，《中国青年报》发表丰泽园饭庄厨师陈爱武的来信，批评商业部长搞特权。商业部长王磊因此被迫道歉。

1980年8月，被禁闭了十年之久的讽刺画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兴旺起来了，除了报纸刊物经常发表外，北京和部分省市一共出版了9种定期或不定期的讽刺画小报，这是1949年以来所没有的现象。

1980年8月21日，23日，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两次采访邓小平。采访中法拉奇单刀直入地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这种采访开场提问尖锐和直接，在之后20多年里，被中国新闻学子奉为经典。

1980年8月30日-9月10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制定发展国民经济长远规划和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检查了1977、1978两年经济工作中的新冒进带来的不良后果。会议通过了《婚姻法》、《个人所得税法》等；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即取消“四大”的决议，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同意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这次大会在推进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新《婚姻法》和独生子女政策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并经调解无效。中国人终于认识到“爱情是婚姻的灵魂”。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修改1978年宪法，取消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的规定，保留了“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罢工自由在82宪法中取消。

1980年9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宣部《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提纲发下去以后，遇到了一个关于自发组织的问题。那时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主张要给这些自发组织以合法地位，并且认为自发组织应成为文代会的团体会员。但由于林默涵、刘白羽等反对没有搞成。后来，胡乔木根据小平、陈云同志的指示，起草了一个维护社会安定、保障经济调整暂行条例的稿子，其中包括取缔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可书记处讨论时把它否定了，提出要搞“结社法”、“出版法”。胡乔木不同意，于1981年1月24日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真写信说，“如果采取制定”结社法“、”出版法“一类的办法来对付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要求他们登记，很可能被这些反党分子钻了空子我们还不知道。”陈云见了这封信之后说：“无论如何不能让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组织和刊物登记，要让它们处于非法地位，禁止它们活动。”1981年2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九号文件”——其中规定“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根据该文件精神全国各地有上千人被捕、判刑、劳教。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

1980年9-10月，世界法学家大会在荷兰举行，教育部派韩德培、龚祥瑞、罗豪才三人赴会，韩德培为团长。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法律学者第一次参与国际学术会议，韩德培还取代台湾地区代表担任该届世界法学家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龚祥瑞和韩德培还应瑞典商业银行邀请，赴瑞士就议会督察专业制度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

1980年10月7日，国家出版局颁布《新闻出版用纸申请、分配、管理办法》规定：统一分配的新闻出版用纸；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出版的报纸；经中央或国务院各部委，省、市、自治区批准出版并在所在省、市、自治区出版行政机关登记的杂志；经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核准成立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课本（不包括学校讲义用纸）和图片，才能得到新闻出版用纸。

1980年10月，中国首次在区县级直接选举人大代表，其中北京海淀区的人民代表中出现了自由竞选。北京大学参选者有：于大海、王军涛、田志立、刘娟、刘卫、房志远、杨利川、杨百揆、易志刚、胡平、夏申、袁红冰、张曼菱、张炜、姚礼明、薛启亮。其中胡平在竞选中贴出的《论言论自由》成为传颂一时的名篇。陈子明后来总结说：“如果以北京大学作为典型，那么可以说，张炜和杨百揆是经济改革先行论的代表人物，胡平是政治改革先行论的代表人物，王军涛是经济政治并行论的代表人物。”王康后来写道：“选举过程中大量政治、社会、人生、经济、学术、生活等问题破天荒地在公开场合中，在公共集会中提了出来。人们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表示关注和咨询的权利终于找到了一个合法的讲坛得到认可。”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其他七名罪犯有期徒刑，姚文元二十年、陈伯达十八年、黄永胜十八年、吴法宪十七年、李作鹏十八年、邱会作十六年、江腾蛟十八年，均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绝大多数人都有辩护和质证过程，这次审判通过电视向全国转播。第一审判庭开庭20次，第二审判庭开庭22次。两个审判庭共出示证据873件，出庭作证的证人有49人，共有6万多人次参加了旁听。

1980年11月24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时指出：党与党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和同志式的关系，不应该是“父子”关系。任何人都不应当把自己的观点和革命经验作为“模式”强加于人。

1981

1981年1月1日，美联社电，中国曾自诩为有着数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如今报章却要教人说最基本礼仪之语。尤其是北京人，服务态度之恶劣到了举国尽知的地步。

1981年前后，新闻界提出关于“新闻语言多样化”问题，标志媒体开始从过去较为单一的“宣传机器”功能和角色中走了出来，开始应和社会发展要求向着履行多种功能、扮演多种角色的方向转型。在这之前，只存在一种文体就是“新华体”。

1981年军装复苏，街头上重又出现穿草绿色的旧式军装和布鞋、挎军用包的年轻人。

1981年《加里森敢死队》热播。好人和坏人并不见得泾渭分明。这是《加里森敢死队》的功劳。由流氓和罪犯组成的特工队在打击德国鬼子的任务中，显示了一种西方生活方式的魅力，成了叛逆的教材。

1981年1月1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决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

1981年春，由《解放军报》率先发难，邓小平支持，对作家白桦揭露文革罪恶的《苦恋》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大围剿，是为第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运动期间中宣部发布第七号文件，要求作家不要再写揭露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与文革的作品，同时对于报刊揭露、批评性报道横加一系列限制。

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要求对于公开抵制和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和行动，要分别情况，在适当场合、用适当方式进行坚决严肃的、说理的斗争。要认真进行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对怀疑、诋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和言论，不能放任、容忍，更不允许利用党的宣传工具加以散布、而必须进行有力的批驳。

1981年2月，中共中央下达“九号文件”规定，“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因此民间刊物只存在两年就这样被绞杀了。

1981年2月25日，中共发起“五讲四美”活动。全国总工会等9个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

1981年3月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5月30日至31日，国家计生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

1981年4月10日，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统一行动，将民办刊物的主持者一网打尽，全国著名民刊的主要编辑几乎都被捕入狱。他们当中，有闻名中外的魏京生、刘青、王希哲、何求、傅申奇、任畹町和杨在行等。

1981年4月10日，《解放军报》发表黄克诚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黄克诚指出，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是要把中国引上危险的道路，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革命群众用血汗凝成的宝贵财富，我们都感到她对于我们更亲切，更行之有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并以此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不能毁掉自己的信仰。

198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发动了对白桦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批判。文章认为，《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

1981年5月8日，陈云在《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中提出：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工作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做到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7月2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说：“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双手拥护。”

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出版了密洛凡·吉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仅供中央部门负责同志参阅。“重印说明”说：“（《新阶级》）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反面教材。他会帮助人们打开眼界，懂得我们的敌人是怎样同我们进行斗争的。现在，我国有那么一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自称或被封为‘民主战士’、‘人权战士’，打着‘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幌子，攻击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特权官僚专制制度’，诬蔑党的领导是什么‘官僚阶级’、‘新的特权阶级’，煽动搞什么‘第二次革命’，蛊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乱。其实，这样一套货色毫不新鲜，并非这些英雄好汉的‘创造’，‘发明’。若拿《新阶级》与之对照一下，人们一定会有‘似成相识’之感，原来他们不过是给了吉拉斯的余唾而已。”《新阶级》是吉拉斯的经典著作，是他在1965年11月底被捕入狱前写的“一本全面攻击、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著作”。该书1957年在美国出版，中译本于1963年2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1981年6月23日，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的评选结果揭晓。《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获最佳故事片奖。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

1981年7月2日至4日，陈云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他要求把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

1981年7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明确制定了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经营项目、范围、国家鼓励支持的各种政策，经营者依法经营须遵守的各项政策及享有的权利等共12条内容。

1981年7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航空医学系三年级学员张华为抢救掏粪老农光荣献身，年仅24岁。张华的事迹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和讨论。有人认为从生命的价值去思考，作为一个具有高等教育素质大学生的张华，对社会和人类所作的贡献，比他的援救对象对社会做的贡献要大得多，张华毫不犹豫的牺牲既是对自己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

1981年7月20日，中纪律委发出通告，要求杜绝“关系户”不正之风。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发表九条声名。是为叶九点。

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在日本大阪以3：2战胜日本队，七战七捷，夺得世界杯冠军。就在当天晚上，北京大学的学子们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国人无不振奋。

1982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简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纪要》指出：目前，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各级党的领导应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1982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并颁布《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厂长对工厂生产经营活动行使统一指挥权，对工厂的人员、资金、物资有调度处置权；厂长要自觉接受和维护企业党委的领导，定期向党委汇报工作，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对厂长的奖惩，应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按干部管理权限，报上级机关批准，等等。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对一些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已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紧急措施的指示。

1982年1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国产机械手表、黑白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和弹力呢等纯涤纶织物四类商品开始陆续降低零售价格。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1982年春，包遵信、金观涛开始为《走向未来丛书》招募编辑人才、网络作者队伍。这套丛书与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作，但编委会及其作者群却具有相当高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以权利制约权利》、《人的现代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等书，是当代中国最早的一套以介绍西方新思潮为主旨，以接轨普世价值为方向的大型人文普及读物。丛书打开了思想的天窗，启蒙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走向未来》引发了丛书热，它与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黎鸣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一起被很多人认为是八十年代思想学术界的“三大丛书”。

1982年，逐渐普及的电视为大众娱乐推波助澜，中国进入大众娱乐化时代。山口百惠主演的日本电视剧《血疑》在中国播放时几乎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在80年代，中国播出的日本电视连续剧为37部，除《血疑》、《阿信》外，产生广泛影响的还有《排球女将》、《蔷薇海峡》、《来自北国》，《命运》、《血的锁链》、《血的迷路》等。这一年，电视版的“狮子王”——日本动画片《森林大帝》开播，讲述了小狮子雷欧成长的故事。《森林大帝》标志着中国广告业进入新时代。日本广告商提供动画片，可在节目进行30分钟后插播1分钟商业广告。

1982年，电影《少林寺》风靡全国。影片突出了个人及其技艺。在其影响下，许多青少年开始习武，掀起了功夫热，功夫热催生了一批武术杂志，其中以杭州《武林》杂志最为著名。1982年，《武林》杂志开始连载《射雕英雄传》，成为金庸小说在中国内地风靡一时的起点。

1982年，在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中，中国运动员李宁一个人夺得共7个项目中的6枚金牌。

1982年，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玫瑰梦》被查禁，这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一个焦点事件。这一年，被查禁的淫秽色情图书30多种，6家出版社停业整顿，查处因刊有淫秽色情描写或封面插图的期刊130多种。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超过10亿。

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1982年5月，全国人大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四稿）》，但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立法机关将民法的起草指导方针由“批发”转向“零售”，即暂时不出台民法典，而先搞单行法。第三次民法起草又告中断。民法草案第四稿未获通过，后来成就了《民法通则》。

1982年7月1日，陈云看过两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的材料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写信提出：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

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198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邓小平为主任。

1982年9月1日，中央电视台将重大新闻的发布时间由原来的20点提前到《新闻联播》节目发布，标志着中央电视台已经成为了一个新闻发布机构。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纲领性主张。9月12日至13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2年10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武汉召开全国小商品市场现场会，推广武汉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

1982年11月19日至12月4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在本届运动会上，中国共获得金牌61块，首次跃居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名。

1982年11月26日至12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宪法规定：第一，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除基本法律应由全国人大制定外，其他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人大常委会委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第二，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第三，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第四，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增设审计机关。第五，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第六，改变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第七，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所谓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对清理出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应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给以改正错误、弃旧图新的机会。

1983

1983年，侯德健到大陆成为校园民歌在大陆的又一个里程碑。侯德健背着吉他，穿着牛仔裤在舞台上演唱的形象引起了轰动。

1983年，步鑫生在海盐衬衫厂的改革成为企业改革的典范。他的事迹主要是“打破大锅饭”，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他的名言是：“你砸我牌子，我砸你饭碗”。步鑫生开始了从厂长到企业家的过渡。

1983年《青年研究》第十二期发表文章讨论，为什么存在主义哲学能够被一部分大学生看得这样神？存在主义在此前后对中国青年学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存在主义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对自我意识、对自我存在的特殊意识现象的分析，引起了青年极大的共鸣。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题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简称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1982年12月31日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作为草案给各地试行。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3年，第一期《民主与法制》杂志在“道德法庭”专栏发表记者沈涯夫、牟春霖的《二十年“疯女”之谜》一文，引起极大反响。《民主与法制》在1983年第二、三、四期作了连续追踪报道。但1985年上海水上运输部副部长杜融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诽谤罪”状告记者。1987年法院以“诽谤罪”判处沈涯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六个月、牟春霖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后记者分别向中级、高级法院申诉，但都维持原判。这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起新闻官司。

1983年2月12日，中央电视台开始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总是以锣鼓喧天歌舞动地开始，向大众传播着“欢乐”、“盛世”的主旋律。

1983年3月7日，周扬在中共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周扬提出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理论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会异化，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人民日报》独家发表了周扬讲话的详细报导，并预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胡乔木专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撰写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书，批判周扬的观点。胡事后写诗给周：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周扬因此挨批，甚至周扬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还是不依不饶。周扬被打击得一病不起，积愤在胸，最后变成植物人而含冤早逝。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被撤职，总编辑秦川被迫自我批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引起了下半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次讨论以及此后的清污运动结束了党内对文革的深入批判。

1983年2月至9月，辽宁沈阳的持枪抢劫杀人犯王宗玮、王宗坊在全国被通缉、抓捕，最后在江西被击毙。二王持续作案半年，窜行千里，打死打伤多人的传奇经历在坊间广为流传，引起了举国上下极大的关注，也促使上层下决心实施严打。

1983年2月28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草案）的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1983年3月7日，共青团中央在北京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邓小平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1983年3月27日，劳动人事部负责人表示：现行固定工制度中存在的“铁饭碗”和分配制度中存在的“大锅饭”的积弊非改不可。

1983年4月1日，国务院颁布《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

1983年4月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在北京成立。

1983年5月1日，由于游人骤增，造成了“自古华山一条路”上的严重拥挤、堵塞、在千尺幢地段出现了10多人从陡峭的山崖梯跌落下来的险情。

1983年5月5日，中国民航296号班机被卓长仁等人劫持飞往南朝鲜，卓后来到了台湾。此后还发生过多次类似事件。在两岸对立的状态下，此前多是台湾方面千方百计回到大陆，这次事件标志着海峡对岸的台湾对大陆的吸引力和正义性上开始上升。

1983年7月1日，国家安全部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指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政治领域中一场严重的敌我斗争。是为“严打”。邓小平在和公安部长刘复之的谈话中说，“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刘说邓的谈话，“明确地解决了在干部中特别是一些政法干部中担心的问题：会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会不会发生新的冤假错案？会不会变成搞运动了？”“他准确地把握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教育我们要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而”严打“要作为维护大局的一个重要措施来看待。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只会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据官方统计，截至1983年8月，摧毁了犯罪团伙7万多个，逮捕了一大批流氓犯罪分子，缴获枪支18000多支，子弹42万多发，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000多人，投案自首的10万多名。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做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决定》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

1983年9月20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1983年10月1日，北京景山学校举行集会，传达邓小平新近给景山学校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就是著名的“三个面向”。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实际上主要是指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此后，全国发起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后受到总书记胡耀邦的抵制而未继续进行下去。胡耀邦提出了划清何为精神污染几个具体的界限：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第二对不是淫秽的，不是色情的，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第五、节假日中，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共青团要主动组织。第六、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考虑到中国民族习惯，可以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原则上不能禁止。第七、要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卫生课，讲生理知识。青年学生对人体构造、生殖机能感到神秘，因为缺乏基本知识。

1984

1984年中国刮起一股“公司热”。

1984年1月，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大公子胡德平，作为中共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特派员在湖北省工作期间，积极支持一批思想敏锐的青年学者创办了《青年论坛》。胡德平本人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为自由鸣炮》的文章，为自由正名，强调自由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

1984年2月11日，《南方周末》创刊，关振东任主编、左方任副主编。首印7000份，但出报的当天全部售完。创刊初期，内容以“三星（体育明星、歌星、影星）为主，形式也以一种娱乐报形式介入市场，这种内容与形式，是对苏联《真理报》模式的一种变革。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1984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规定居民身份证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

1984年，何家栋创办《开拓》文学杂志，任主编，后因发表刘宾雁《第二种忠诚》被查究。《第二种忠诚》发了以后，当时刚当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非常积极，其实王兆国也不分管宣传。但他对《第二种忠诚》里关于中苏论战的部分，认为和中央精神不符合，要求把杂志收回来。何家栋说五万份大部份已经发出去了，收不回来了，还有一点没发的，我们改一改，撕下一页换一下。王兆国也同意了，就改了剩下的几百本。但王兆国从广东到上海视察的路上，连续买了几本没改的《开拓》，于是火冒三丈，就派了一个工作组来，说《开拓》阳奉阴违，欺骗中央。《开拓》社长也是老革命，当时就火了，一拍桌子就跳起来了，说，王兆国算老几，他就能代表中央了？工作组的人，二话没说就走了。工作组回去就打报告说我们对抗中央，这个报告，从习仲勋，胡启立等一个个都画了圈，又要派工作组要《开拓》做检讨。当时全国总工会的倪志福是政治局委员，说别再整了，整得人家已经家破人亡了，算了吧。这才挡住。

1984年6月6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耸立在北京市郊的长城饭店是一座富丽堂皇的20层高楼。乍看上去，它好像与周围的环境不大协调。长城饭店是令人瞠目的暴发户生活方式的象征，是西方物质主义时尚的一个实例。

1984年7月28日至8月12日，中国参加了第23届美国洛杉矾奥运会。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于中央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和终审权，现行法律基本不变；保持香港自由港、独立关税地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这些方针政策将由全国人大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加以规定，并在50年内不变。

1984年10月1日，中国举行了盛大的国庆35周年庆典。在游行队伍中，北大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事先北大同学否定了“邓小平万岁”的口号。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接着举行的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还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

1984年11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给最后一批共计约7.9万名“地、富、反、坏分子”摘帽子。至此，中国自建国以来对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被改造专政的历史结束了。

1984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1984年12月29日至翌年1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巴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85

1985年《上海滩》受到欢迎。对于中国内地观众来说，电视剧题材的禁忌正是在此被打破。

1985年，步鑫生的海盐衬衫厂效益大幅度下滑，杭州市里的海盐衬衫厂专柜，产品开始蒙上了薄薄的灰尘。这说明了，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进步迅速，市场的力量超过了党树立的典型的力量。

1985年，《人民文学》发表了徐星的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处女作小说《你别无选择》，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引起争议。（与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不同，张贤亮只是把性当作一种文化的、生命的思考对象，书中的性描写无论怎样惊世骇俗，但都具有理性和美学情致。在他的作品中，性是一种道德，负载着沉甸甸的内涵，而不是小说情节的调剂物。）

1985年1月10日至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1986年前后，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据统计，全国职工平均工资1239元，而知识分子最多的科技文卫部门只有1182元，比最高部门低374元，知识分子工资增长明显低于其它部门。一个村支书对一个工作20年的教师说，你是知识分子，每月工资58元，你的婆娘小学文化水平成了养鸡专业户，半年挣3800元，你这个教师没什么意思呵！

1985年1月1日，《洛阳日报》社率先宣布脱离邮局，走“自办发行”的道路并获得了成功。

1985年2月14日，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负责人宣布：从1985年2月15日起增加67个开放市、县。外国人去这些地方可以自由前往。

1985年2月15日，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颁布《关于加强报刊出版发行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凡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的报刊，必须是经审批报刊的主管部门批准，在省级以上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并在刊物上刊登登记证号码的报刊。未经批准登记的报刊，不得在社会上公开出售，如有发现，一律取缔。业经批准登记的报刊需要出版“增刊”，必须逐次申请批准，报省级以上出版行政机关备案（或登记）后，方可出版发行。“增刊”上应刊登正刊的登记证号码。未经批准、备案（或登记）的所谓“增刊”，不准出版发行。经批准登记的报刊，如散布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迷信，对编辑出版单位应分别情况予以处理：或批评教育，或停刊整顿，或撤销登记；这类报刊应予没收。

198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报告》。《报告》认为：这项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优秀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身上。

1985年2月28日，《蛇口通讯报》在第三期头版发表署名甄明伲《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还配发了《“恐惧”，告别吧！》的评论。当此文发表之前，总编辑韩耀根要给袁庚送审，袁庚以“不用送审”挑战传统领导干部体制的“天条”。此文还获1985年度全国好新闻特等大奖。一年后，蛇口通讯报还举办“蛇口新闻沙龙”，让零散的社会议论因公开见报而成为公众舆论。

1985年3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撤销三峡省筹备组，改设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

1985年3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就地转手倒卖活动的通知》。这是因为当时利用关系倒卖紧俏物资的现象非常普遍。

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985年4月，《南风窗》杂志创刊，以“开启思想之窗，搭沟通之桥，吹清新之风”为理念创刊初期就推出“假如我是广州市长”的活动，让市民为市长提建议，被国际传媒誉为“中国民主化建设的先声”。《南风窗》也迅速成为期刊界的一面旗帜，被誉为“刊林奇葩”。

1985年5月10日香港记者陆铿在北京访问了胡耀邦，谈到邓小平退休，台湾问题等。后背认为胡耀邦“破坏集体领导原则，不与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就接受包藏祸心的陆铿的访问，泄漏了国家的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我党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此次谈话引起邓的不满，据说邓胡就是从此开始出现芥蒂。

1985年5月19日晚，第十三届世界杯亚洲区预选中国队在对香港队的比赛中以1：2告负，失去出线资格。赛后，看台上哄闹的球迷向队员扔汽水瓶、果皮等物，使一位香港队员受伤。随后，还在场外毁坏车辆，殴打司机，拦截外国人的汽车，破坏公共设施，并打伤一些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事后，北京市和国家体委的负责人当即向香港队道歉。官方称：这是建国以来在北京举行的体育比赛中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违法事件。这也是中国球迷个性化表达的开始。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裁军100万的决定。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1985年7月，海南倒卖汽车案受到公开通报。中共海南区党委、区政府一些主要领导成员违背中央给予的自主权，大量进口国家控制进口的商品，用来倒卖赚钱。从1984年1月1日到1985年3月5日，共批准进口汽车8.9万余辆。撤销雷宇海南区党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区政府党组书记、广东省委委员的职务。

1985年7月，被称为“左王”的中宣部长邓力群被免职，由朱厚泽接任。朱厚泽新上任不久，在给《光明日报》的一次讲话中对记者说，你们是深入群众第一线的，作为上级，我只有全力支持你们。一年以后，朱厚泽提出了“三宽”政策──对不同意见和看法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者要宽厚一点；要努力使空气和环境宽松一点。

1985年8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清理和整顿公司的通知》。《通知》强调：党政机关和党政机关于部办的公司，要实行政企分开，并使公司在经济上与党政机关脱钩；党政机关于部担任公司职务的，要辞去一头。8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

1985年9月北大学生在三角地贴大字报抗议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接着就发展为反对腐败和要求政治改革。贴大字报是当时争取言论自由的一种方式。进一步，学生要求上街游行。开始校方关校门，后来学生一再坚持，校方不再关大门了，有数百北大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

1985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几年来，大部分地方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远远超过农民的负担能力。

198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机关纠正不正之风：今冬明春、要扎扎实实地解决好党政机关争相购买和更换进口小轿车、滥派人员出国、挥霍公款、铺张浪费等六个严重问题。

1986

1986年兴起了长江漂流。大学实验员尧茂书就曾经抱着橡皮筏子苦练漂流，希望能在美国人之前漂流成功。在1986年和1987年，超过10人死于长江漂流活动，有关部门不得不全面禁止这种活动。漂流者李大庆解释他为什么要参与冒险运动的原因说：“那个时候每个人都不安分地渴望脱掉现实的束缚。”王力雄后来评论道：那是一场疯狂的比赛，似乎谁赌一把命都可以就此玩成“民族英雄”或“青年榜样”。

1986年，戴晴在《光明日报》办“学者答问录”专栏，采访过方励之、严家其、金观涛、梁漱溟、黎澍、冯友兰、厉以宁、姜洪等40位在各个领域颇有建树的当代名儒。

1986年，中国出现了一场全民性的集资热潮。1986年秋，温州爆发了一起特大金融投机和金融诈骗案，这场民间的“抬会”参加人数达30万人之多，会款发生额8亿人民币，这场风波灾难性的直接后果是：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千人被非法关押、拷打、摧残，数万家庭负债累累，倾家荡产。在重庆市，一个叫余万珍的农家妇女，用高息为诱饵，共诈骗集资305万余元，牵涉金额930余万元，在这起全国特大“地下银行”诈骗集资案中，先后有674人参与了这场投资，其中有1／3是机关干部、医生、教师和银行工作人员，一些有职有权的信用社干部竟把100万存款存入“余氏银行”，得到的凭据，竟是随意手写的没有任何印鉴的借条。

1986年前后，人们结婚时，要求“几条腿”，所谓有多少条腿就是有多少件家具，农村结婚讲究“四大件”：自行车、手表、风扇和缝纫机；城市结婚则要求“四个现代化”：电视机、洗衣机、立体声和电冰箱。这样一来可就吃不消了，结一趟婚的平均开销是3500元，这一笔钱全部由男方及其父母筹措。于是乎，因彩礼数额不够，父子吵架、新娘不出门、新郎被嘲骂的事情时有发生。

1986年，以上海为出发地，在中学生出现了“琼瑶热”。一本琼瑶小说传过几个班级，甚至跨年级、跨校、跨区。有女学生说：“琼瑶小说是我们感情成熟的教科书。”琼瑶小说中的女生人穷志不短，男生爱美人不爱家财，他们的爱情要“水水的、柔柔的、梦梦的、虚虚的、甜甜的眼神中迷恋往复”。

1986年，一份对十几所高校的300多名大学生的调查结果：对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的选择上，有78.1％的人认为应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33.5％的人认为要学习西方“个性发展的竞争型气质”；20％的人认为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的传统习惯；9.8％的人认为应学习坦白的物质欲求。此外，有60％的人认为工业化社会将有碍于人们彼此心灵的开放，感情的融洽。

1986年，第一家民办报纸《中国广告信息报》问世。实际上，《中国广告信息报》也不是完全的民办报纸，它的主管单位是光明日报社，第一任总编辑冯迈是该报总编室的编辑，只是他不再拿报社的工资，不再享受国家的福利劳保，但人事编制仍隶属光明日报社。但《中国广告信息报》的经营决策和总偏辑以下的编采人员，全向社会招聘。报社实行“四自方针”，即自筹资金、自组人员、自负盈亏、自担责任。但《中国广告信息报》在不足一年半时间就盈利数百万元，远远超过《光明日报》的效益。因此两个正副总编发生内讧，主管单位光明日报社趁机派员整顿，将报纸收回来，却很快关门大吉。

1986年2月25日，中央职改领导小组发布《新闻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及其实施意见规定：高级记者、高级编辑职务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部委一级的评审委员会审定，并报全国新闻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平衡审核。主任记者、主任编辑职务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部委评审委员会平衡审定，记者、编辑职务须报局一级评审组织审定。助理记者、助理编辑须报处一级评审组织审定。

1986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为了加强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1986年3月3日，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上书中共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的建议。这一建议后来被称为“八六三计划”。

1986年3月30日，中央职改领导小组发布《出版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及其实施意见规定：出版单位聘任或任命各类专业职务，须先将拟任职人员的有关材料提交出版专业人员职务评审委员会（简称评审委员会）评审，经评审，证明合格，由聘用单位行政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在编制限额内聘任或按干部管理权限由相应行政领导任命。国务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出版专业人员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相当于司局（厅）级的出版单位，设出版专业人员中级职务（含初级）评审委员会；相当于处级的独立出版单位，设出版专业人员初级职务评审委员会；有条件的出版单位，经国务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授权，其评审委员会也可评审副编审，有的也可评审编审职务。由出版单位评审的符合中、高级职务任职条件的人员名单，要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编审报国家出版局备案。

1986年4月12日，《民法通则》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司法部举行全国首次统一律师资格考试。全国报考人数不到30000人。

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一场大型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首唱《一无所有》。（崔健的歌曲成为新一代革命的号角，人民掌握了自主进入娱乐圈的权力。）王朔这样描述：“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当时我感觉我们千言万语写的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的词儿。”

1986年6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严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以“回扣”、“佣金”、“红包”、“提成费”、“好处费”等名目非法收授“酬金”的现象相当严重，必须严加禁止。

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谈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986年9月3日、13日、29日、11月9日邓小平四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

1986年7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我们的心愿》，公开向读者表示报纸改革的决心，目标是要使读者感到可读、可信、可亲，特举办全国读者抽样调查。这年8月12日开始到月底，在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30个市县进行调查。统计样本数为5100，回收有效问卷5061份，回收率达99.2%.

1986年7月11日，中国政府向世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干事提交关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并准备就此间题同关贸总协定缔约各方进行谈判。

1986年9月5日，《青年论坛》杂志北京记者站在北京举行了“论言论自由”的座谈会，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胡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厉以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杜汝楫、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何家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李凌、北京出版社杨钢、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梁治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莽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陈恒六、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闵琦、民政部民政管理干部学院黎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文化：中国与世界》主编甘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王军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陈子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李盛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传统与改革》丛书主编王润生、北京大学法律系齐海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杨百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吴知论。这次会议主要是针对胡平在《青年论坛》1986年7月号与9月号上连载了《论言论自由》而引起。这篇文章第一稿是在1975年写的，1980年定下了第五稿。胡平在文中引过伏尔泰的一句话：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言论自由，必须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放在一起，才能够有自由的公共舆论，才能对无耻的权力加以限制。

1986年9月8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发布《关于审批新建出版社的条件的通知》规定，主办出版社的单位必须是党政机关和全民所有制的企事业单位。建立中央一级出版社应由部委或相当于部委一级的单位申请，所办的出版社须有主管部委的负责人直接领导。建立地方出版社，应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意，由省一级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向我局申请。所办的地方出版社须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厅、局的负责人直接领导。

1986年9月15日，中共决定：企业由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实行厂长负责制。

1986年9月25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

1986年10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1986年11月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方励之，联合科学家许良英和记者、作家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1986年12月初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分学生因对选举人民代表的“橡皮图章”性质不满而抗议，进而引发的全国性学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学生集会上他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方一系列简明、直率、真诚的谈话，突破了党的改革话语，赢得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支持，并成为他们的英雄。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把他收到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邀请信送交中共中央，并附了这样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见许良英《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断回忆和思考——纪念反右40周年》）。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批评胡耀邦制止学潮不力。当场提出把方励之和刘宾雁、王若望（把王误成许）开除出党。并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两天以后胡耀邦被迫向邓小平递交了辞职信。

1986年12月26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

1987

1987年元旦清晨，海淀广播站开始广播“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广播说未经批准的游行非法，非法参加游行者将严惩不贷。许多校方干部在学生宿舍门口观察学生出入，但仍然有北大和其他高校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聚会游行。傍晚北大校园传来北大学生被抓。据估计，有83人被捕，其中北大学生35人。北大学生立即在校园聚会游行，向校方提出包括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公正报导学潮等4条要求。然后约5千学生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和公安部。游行过程中，大家辩论是否罢课问题，相当数量的学生不同意罢课。中共元月2日凌晨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随后几天，中共继续声称这次学运受少数人利用。因此，北大学生在元月5日焚烧《北京日报》。在这次学潮过程中，讨论是否应该建立学运组织，学生的主流意见是否定的。理由是：我们第一步需要争取言论和集会自由。1987年许多师生帮助方励之夫人李淑娴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最终李淑娴高票当选。

1987年，《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对成方圆保定演出风波的调查以及由此引起的关于“走穴”的对话。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说，这种以捞钱为目的的私演严重干扰演出团体正常的演出。几位在京的青年演员则认为，不演出才是耽误青春。

1987年美国电影《霹雳舞》在中国上映。“太空步”就开始席卷内地，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当时最酷的舞蹈。有些人在大街上跳舞，引得观者如云。

1987年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社论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坚决反对的。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总书记胡耀邦下台，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开除出党，王若水被从党内“除名”。

1987年1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新闻出版署的通知》，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撤销国家出版局。

1987年1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各单位应当有计划地组织科技人员，或支持、鼓励科技人员以调离、停薪留职、辞职等方式，走出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政府机构，从事发展经济的工作和创办科技事业。

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贯穿于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因此它是长期的。但是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是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进行这场斗争，要始终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团结绝大多数的方针，不搞政治运动。

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

1987年3月，王名扬的《英国行政法》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与王名扬于1988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国行政法》、1995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美国行政法》并成为“行政法三部曲”，在行政法学界影响深远。

1987年4月17日，由于光远、冯兰瑞等人创办的《经济学周报》创刊，目的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智力支持。1988年改版，由陈子明创办的北京社会与经济研究所接手主办，成为民办报纸。其后大力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新闻自由。

1987年5月6日-6月4日黑龙江发生森林大火。大火造成5万多人无家可归，200多人死亡，200多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林业部部长杨钟、副部长董智勇在大火完全扑灭后的第三天被宣布撤销一切职务。整整1个月，由于接连不断的新闻报道，全国的目光都注视火情的变化。

1987年，中国新闻社专稿部记者高瑜采访了在北京医院长期住院的陆定一和他的亲属子女，写成两篇报道，一篇陆定一，一篇严慰冰，先把严慰冰交到专稿部，整个中新社如临大敌，开动三级审查机器。严慰冰住了十二年秦城监狱，她因为不认罪，被上了六年背拷，六年没有洗澡，后来身上剥下一层壳。她的隔壁因认罪态度好，可享受一级待遇，吃肉包子喝鸡蛋汤，她是末级的末级，六年里看守都是把笸箩最底下的窝头渣连泥带土磕出一捧，倒在碗里，扔在地上，她侧躺着用嘴往肚子里卸。对这篇专访制订的审查原则是“不能见血”。从题目到内容，凡是见血处，意味着流血处，还有能闻到血腥处全被删除，就象在人体上剜了一个又一个的血窟窿。

1987年，《深圳青年报》因为率先发表赞成邓小平退休的文章及其它大胆言论而被查封，编辑部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

1987年5月9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报纸、期刊和出版社重新登记注册的通知》规定：报纸、期刊和出版社申请重新登记注册，必须遵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经过整顿，由国家指定的有关机关审查合格。最主要标准是：有切实担负领导责任的主办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

1987年7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规定：除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版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违者属非法出版活动。

1987年9月15日，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绕道东京抵达北京进行采访，这是1949年后台湾报纸首次派记者来大陆采访。

1987年9月18日，新闻出版署转发中宣部、统战部、对台办《关于在文艺作品中反映和宣传国民党历史人物问题的几点意见》的通知，对国民党历史人物的宣传要掌握内外有别的原则。有些主要对海外，有些可在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报刊上刊登。各级党委的机关报刊刊登这方面的作品，应慎重。发表反映国民党历史人物的作品，要严格把关。涉及一些敏感人物和台湾在世的重要人物，特别是蒋氏父子，应报送省一级宣传、统战、对台工作部门审批，中央级报刊在发表此类稿件前，则应报送中央有关部门审阅。

1987年9月26日，国务院提议将海南行政区从广东省划出，成立海南省。

1987年10月，中央电视台首次全部录像播出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的11次记者招待会。特别是大会闭幕第二天，新当选的政治局五名常委在记者酒会上公开露面，该场景经电视播出后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这种新闻公开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936人，代表全国四千六百多万党员。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赵紫阳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规定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明确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1987年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全会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1月12日至24日，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李鹏取代赵紫阳代理国务院代总理。

1987年11月，中共决定在全国逐步实行公务员制度。建立公务员制度即把业务类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从干部队伍中分离出来，依法实施科学管理。

1988

1988年，官倒猖獗。1984年国务院决定，把生产和企业所需物资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部分，同一种商品，两种不同价格，为权力与金钱的互相转换搭起了桥梁。1988年的头5个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公司达3000家，深圳的国贸大厦里云集有300家公司，由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级各类公司达2万家，逾千名党政官员在其中兼有职务。绝大多数公司属流通领域的商业性企业，倒买倒卖是公司主要运作方式。广西某港口有5万吨进口尿素，6个月未离港，反复炒卖，层层加码，涉及了60多个单位。从1987年到1988年上半年，国家工商局共查处了95起倒卖生产资料的大案，其中的58起属于物资主管部门所为。

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这部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作品，标志着中国电影的复苏。

1988年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参观者多达22万人。

1988年，《神探亨特》使这句英美法系中的名言路人皆知：“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作为呈堂证供。”

1988年，王朔的4部作品在这一年被同时搬上银幕。有人这样评价王说：“明明是对非道德现象表示忧虑，他非说你是在建立道德理想国不可，你追求信仰，他说你弱智。你呼唤精神，他说先得解决温饱。你反对物质主义，他说你世俗，反现代化。”

1988年经商下海成为热潮。下深圳，闯海南，停薪留职，创办公司，成为当时勇敢者最为时髦的行动。统计表明，雇工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已达22.5万家，而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到57.5％。新的“读书无用论”出现，北京地区招收89级研究生，计划招收8600名，但报名人数不足6000名。

1988年前后，由中共高层正式批准成立的第一家民营出版社“天则出版社”，其法人为中国著名昆虫学家周尧教授，持股人多为中国一流科学家。“六·四”后被当局以买卖书号和违反出版纪律而整肃幷注销。

1988年1月3日，当时红极一时，到处宣讲真善美的青年思想工作者李燕杰、曲啸和彭清一与近70名蛇口青年举行座谈会。蛇口青年与三位专家产生激烈争论。座谈会上的争论被媒体特别是《人民日报》8月6日报道以后（《人民日报》又在37天内刊出了16期的讨论），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一位青年在发言中说：“你们到这里来宣传，肯定没有市场！独资、合资企业里的工人没有人会听你们的。我们就是为了自己赚钱，什么理想、信念、为祖国作贡献，没有那回事。……只有我们才了解深圳的真面目！你们要想了解深圳，你们就应该到四海、后海去看看那里的工棚，看看住在没有水、没有电的工棚里的合同工，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这里是文化的沙漠，青年人十分空虚。你们说深圳的犯罪率在全国是最低的，可是我敢断言，用不了多久，只要条件一具备，深圳的犯罪率肯定是全国最高的。曲啸老师说看见满街跑的都是日本汽车心里很难过，你难过什么嘛？自己没有本事造不出汽车，买日本的有什么不好？你们说蛇口只有七八年的历史就建设得这么好，和人家日本比比这算什么嘛！……我再奉劝你们一句，那一套政治宣传不要搬到蛇口来，在这里没有市场！”当时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说：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1988年1月，上海爆发甲型肝炎。全市总发病人数为310746例，报道死亡47人。

1988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不再追诉去台湾人员建国前罪行的公告。

1988年4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有关部门从即日起调高粮、油、糖等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4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通知》。根据《通知》，列入补贴范围的品种限于肉、大路菜、鲜蛋和白糖四种；大中城市职工的补贴，原则上是把暗补改为明补。各大中城市出现抢购风潮。5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谈到价格改革的意义。邓小平指出：“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这次改革，后来被称为“价格闯关”。

1988年4月，由胡绩伟等人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第三稿）》终于出台并提交给各界讨论。

1988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首都新闻学会调查组举行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的态度调查”；共发问卷2051份，回收510份，有效问卷472份。82.2%代表及83.3%委员同意，新闻立法的目的，是保证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实现。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独立创办报纸，是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具体体现，但是，35.3%代表赞成“公民办报”，反对的却有60.1%.政协委员对公民办报比较积极，55.9%委员赞成，只有30.7%委员反对，而其他的委员没有表态。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的第1条和第2条。宪法修正案第1条对宪法第11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就从立法上明确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国家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有利于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宪法修正案第2条将宪法第10条第4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从而有利于促使人们节约土地资源和合理利用土地，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包括房地产市场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有利于更好地吸引外资和扩大对外开放，并为国家、集体筹措建设资金开辟了新的财源。此次修宪，明确规定了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肯定了它的积极作用，对推动其进一步健康发展无疑具有巨大影响。

1988年5月6日，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颁布《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放一联”：放开购销方式、放开批发渠道、放开批发折扣和加强横向联合；新华书店一统批发的的格局被打破，出版社可以自办发行。由此，出现了“二渠道”，独立于新华书店主渠道之外。

1988年5月30日，《求是》创刊，《红旗》停刊。

1988年6月，发生柴庆丰事件，北大研究生柴庆丰被流氓打死。一些同学公开出来组织抗议活动，在三角地集会讲演，学生自报姓名，组织了行动委员会。这次学潮大约在6月17日的广场散步为结束。之后，行动委员会成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清查。从1985年以来北大出现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抗议游行活动，形成了北大独特的学校气氛，也产生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积极分子。后来成为89民主运动领袖的刘刚、王丹、邵江等此时已经崭露头角。

1988年6月16日，由苏晓康、王鲁湘、谢选骏、远志明等人撰写拍摄，夏骏导演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在中央电视台重播，引发全民看《河殇》议《河殇》，成为争论很激烈的话题，甚至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还下文件要求“全体干警要学河殇”、武汉市委下文件要求所有的机关、厂矿、街道都要组织学习河殇、广东省搞了一个一百万人的“蓝色行动”，因为《河殇》里讲了一个蓝色文明。在中共掌权的老人里面，邓小平看了一点，没有说什么；杨尚昆看了一集，说：不错嘛！让干部们看看，解放解放思想；李先念、李鹏、赵紫阳看了以后都没有发表意见；只有国家副主席王震看了以后大骂河殇。1988年夏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中国时，赵紫阳把《河殇》录像带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这部纪录片后来被中共认为是挑动“八九学潮”的主要原因，海外也有人这样认为，包括研究八九民运的学者，他们认为这部片该片播出后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后被认为是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导。《河殇》分为六集，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该片由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蔚蓝色文明的介绍，对包括“长城”和“龙”在内的许多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事物进行了无情剖析，同时表达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的向往。

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条例》确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宣布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1988年7月28日，国家决定对13种名烟名酒的市场价格放开，从这天起，全国各大中城市再次出现抢购风潮。8月19日，《人民日报》比较详细地报道了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情况和价格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在物价涨幅连月居高不下的情况下（7月份已达19.3％），从8月中旬开始，各地先后出现抢购先兆，在上海，8月17日、18日，抢购的迹象已渐明显。从8月19日起出现全国性抢购狂潮。8月28日，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上海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凭票供应火柴、购买铝锅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户口申请购买。

1988年8月4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被查封销毁的图书经济损失赔偿办法的通知》规定，需查封销毁的图书，由各地新闻出版局会同当地工商和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就地监督执行销毁；由各地新闻出版局将所辖地区查封销毁的图书的版权页汇总，并据此统一向有关出版社索赔，按原批发折扣计算；如查封销毁的图书数量较大，持版权页索赔有困难，可由当地新闻出版局、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工商部门会同有关出版社核定查封销毁的图书的数量。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1988年8月25日，浙江农民包郑照因不服苍南县政府强行拆除其房屋的行为，把县长黄德余用民事诉讼的方式告上了法庭。被喻为新中国首例“民告官”案在此公开审理。

1988年9月17日至10月2日，第二十四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韩国汉城举行。中国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共获得金牌5枚、银牌11枚、铜牌12枚。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写了《兵败汉城》一书，引起了较大反响。

1988年10月24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

1988年，王若水、王元化、于浩成共同主持《新启蒙》理论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该刊物不定期出版，共出版了四期，另三期稿子已准备好，但由于“六四”事件未能继续出版。1989年3月初，在北京都乐书屋举行《新启蒙》发布会，参与者有苏绍智、方励之、王若水、王元化、于浩成等人，于浩成解释为什么叫新启蒙时说：“以前的启蒙反对的是封建主义，现在的启蒙反对的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

1988年11月9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加强对报纸、期刊、图书审读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报纸、期刊、图书的内容进行审读：1、书、报、刊的内容是否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否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2、各报社、期刊社、出版社是否坚持了原定的办报、办刊、办社宗旨和方针；出版社是否坚持了原定的专业分工；3、报纸、期刊和图书的出版是否遵守国家法律、出版管理规定、宣传纪律和保密规定；4、报纸、期刊和图书有无违反新闻出版署《关于重申严禁淫秽出版物的规定、《关于出版物封面、插图和出版物广告管理的暂行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5、报纸、期刊和图书刊载了哪些特别重要的新闻报道，以及在理论观点、艺术质量、创作题材方面都有较大突破的理论文章、文艺作品；6、新闻报道、图片是否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对严重失实报道是否及时公开更正，并采取善后措施。

1988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张士敏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荣誉的十字架》，这是一部反映劳动模范精神堕落的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却遭到了人的指控。有一名“劳动模范”对号入座，说小说里写的主要人物就是他，遂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起诉。这个案件轰动一时。上海徐汇区法院作出了此案在法律上不能成立的结论。但“六四”后，因张士敏参加了民主运动，江泽民竟做了“保护劳模、严肃处理”的批示。上海人大法制委员会向徐汇区法院进行粗暴干预，并撤换办案人员，重定调子。之后原告在北京召开的劳模大会上哭诉，全国总工会主席亲口表态：“听说有人利用小说诽谤你，这我们决不答应。”在这种情况下，徐汇区法院对张士敏的《荣誉的十字架》一案重新审判，判张士敏的诽谤罪成立。张士敏愤怒之极，他当时就冲出法庭，大喊：“这是中国法律史上的耻辱，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但他还是被判处有期徒刑半年，缓刑一年。

1988年11月24日，新闻出版署发布《期刊管理暂行规定》，期刊的审批需要有切实担负领导责任的上级主管部门。公开发行的正式期刊可以在国内外公开征订、销售；内部发行的正式期刊只能在国内按指定范围征订、发行，不得在社会上公开征、陈列和销售，禁止向国外发行。

1989

1989年1月6日，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呼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放。随后北岛在文艺界、许良英在科技界发起支持方励之呼吁的签名，分别获得北岛、邵燕祥、牛汉、老木、吴祖光、李陀、冰心、宗璞、张洁、吴祖湘、汤一介、乐黛云、张岱年、黄子平、陈平原、严文井、刘东、冯亦代、萧乾、苏晓康、金观涛、刘青峰、李泽厚、庞朴、朱伟、王焱、包遵信、田壮壮、王克、高皋、苏绍智、王若水、陈军等文化界33人和科技界42人签名。

1989年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散发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以及1月6日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司法部认为：陈军等人发起联名信是对政府施加压力，干涉国家的司法审判。后《人民日报》登出了司法部发言人的讲话。

1989年2月24日《周刊时事》报道，“宫廷风”正在席卷中国。此风不断延伸到电视剧里—满目皆“帝王”，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从亡国帝王题材，以清朝为主，逐渐向兴国帝王转变，如康熙、乾隆，

1989年3月4日，邓小平说：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

1989年3月5日，拉萨街头出现抗议事件，其中有人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帜游行。3月7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自翌日零时起，在拉萨市实行戒严，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1989年3月8日，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重申内部发行图书有关规定的通知》规定：出版社应根据图书的内容，明确规定读者对象和供应范围。凡内容不适宜公开发行的图书，应作内部发行，并在封底和版权页上标明“内部发行”字样。内部发行图书一律由新华书店或出版社自办发行部门在内部出售，其中机密性较强或有特殊规定的内部发行图书，由出版社按特定范围、对象自办发行。发行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办理，不得随意改变或扩大发行范围。内部发行图书不得批发给集体和个体书店、书摊，亦不得批发给城乡供销社和一般商业门市部出售。内部发行图书，不得在公开报刊、广播、电视上宣传和刊登广告，不得在门市部书架、书橱上公开陈列。古旧书店回收的内部发行图书，亦须按规定在内部出售，不得在门市部公开陈列。

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行政诉讼法》。

1989年4月10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重新核发记者证的通知》规定：编入“国内统一刊号”、以传播新闻为主的报社和新闻期刊社，可发记者证。非新闻机构不得发记者证。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和同级单位的机关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党委和政府的机关报（含《文汇报》、《羊城晚报》），其记者证的重新核发，由报社负责审核本社记者资格，填写《领取记者证登记表》、《领取记者证人员情况表》，向报社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领取统一编号和统一印制的记者证内芯并备案。其他报纸，其记者证由报社和报社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共同重新核发。报社审核本社记者资格，填写《领取记者证登记表》、《领取记者证人员情况表》，报经报社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批准后，发给统一编号和统一印制的记者证内芯。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追悼会。

1989年4月1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首都高校校园中出现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要求对胡耀邦1987年被迫去职一事予以平反，并重估胡的历史成就。下午，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出现第一个花圈。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出现了一面五、六米长的大型条幅，上以楷书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

1989年4月17日北大，北师大，政法，清华等北京高校数千名学生游行至天安门广场，向胡耀邦送花圈，并与数万群众开始静坐，并在纪念碑下提出了包括正确评价胡耀邦、惩办官倒等内容的“七条”。《人民日报》头版登出大幅照片，报道纪念碑前的的花圈和群众场面。

上海，千余学生从复旦大学游行至同济大学，沿途高唱纪念胡耀邦歌曲。此后，连日出现了学生游行，游行受到围观群众的支持。

1989年4月21日“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正式在师大成立。超过十五万名市民和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追悼胡耀邦。4月22日，人民大会堂内举行胡耀邦追悼会。天安门广场上二十万学生在哀乐声中肃立默哀。追悼会结束后，郭海凤，张智勇，周勇军等三名学生代表走过士兵封锁线，走上大会堂台阶，在台阶顶上跪交请愿书，但无人出来接受。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没收了30万份有批评当局言论的《世界经济导报》。

1989年4月23日，《科技日报》在四版全版刊登悼念胡耀邦照片，其中五张是学生在广场示威的照片。该报在各大学校园争相传阅。

1989年4月24日李鹏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北京学运情况。会议得出结论：学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斗争”，定性为“动乱”。今日起，北京所有高校开始全面罢课。北京大学上万学生在五四广场集会，宣布由“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取代学生会，执行领导学运的责任。王丹，熊炎，丁小平等筹委会代表发表演讲。

1989年4月24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封杀《世界经济导报》，原因是该报发表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纪要。总编辑钦本立被撤职，后被开除党籍。两年后因此抑郁去世。该报1980年由钦本立创办，在八十年代，它是中国媒体中最大胆感言的报纸，引领着中国新闻改革的潮流。江泽民的封杀行动，顿时引起海内外的巨大反响，成为八九运动升级的导火索之一。它引发出1949年后中国新闻界最大规模的自发抗议。全国各地的新闻同行纷纷公开声援《导报》，仅来自北京新闻界的声援签名信就包括：《人民日报》102人、《中国青年报》88人、《中国日报》74人、《光明日报》53人、《工人日报》45人、《中国妇女报》26人、《文艺报》18人、国际电台18人，《中国机电报》全体同仁，以及《科技日报》、《文摘报》、《解放军报》、《农民日报》部份记者、编辑。

1989年4月25日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皋、李泽厚等200余人联名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

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接见杨尚昆、李鹏。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傍晚，中央电台播出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将学生的行动定性为“由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欺骗、利用学生而制造的一场“动乱”！是为“四二六”社论。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后被称为“四·二六社论”）。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此社论是李鹏绕过《人民日报》而发表的，成为“六四屠杀”事件的一个导火索。

1989年4月26日，邓小平召集人讲话，提出三点：1、不怕骂娘；2、不怕国际舆论；3、不怕流血。邓的讲话迅速由各级领导往下传达。

1989年4月27日北大约两千人的队伍走出校门。至下午三点，北京54所高校约10万名学生在百万名市民支持下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新五四宣言》。

1989年5月4日来自50所高校，超过15万名北京大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民主。

1989年5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用大号字刊载赵紫阳昨日接见亚行理事会年会部份代表时的讲话，称“要在法律秩序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1989年5月5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办的“民主广播站”已经开始无线广播，“高自联”主办的学生报纸《新闻导报》也在北大出版第二期，每期1000份。

1989年5月6日郑也夫、顾昕、苏炜、林京耀等以首都知识界名义致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反对上海市委关于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的决定。

李先念、薄一波向邓小平提出：“就目前形势恶化发展，不能再等了，要采取果断措施，恢复社会秩序。”

1989年5月7日邓小平召开临时组织生活会议。邓小平讲：“事态继续在恶化，已经扩大到各阶层，有不少党员、干部参与，党内高层也有人唱反调。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是要共产党下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不能作出妥协。要有准备，动乱会在一些大、中城市蔓延开，要设法阻止。政治局要有个统一认识，有个决定，不能再等了。”

1989年5月13日八点半，北大三角地贴出《绝食宣言》。九点半，北大“筹委会”广播“绝食行动方案”。北大部份青年教师在校内募捐，准备给参加绝食的学生“饯行”。十点半，北大绝食团100多人，头缠上书“绝食”、“绝食请愿”、“不自由毋宁死”等白色布条，在北大燕春园饭馆宣誓，并饱食一顿。下午三点二十五分，到达天安门广场。之后，其他高校的绝食学生陆续到来。五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升起黑色绝食旗。五点半，绝食学生朗诵誓词，表示“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绝食正式开始。六点，王丹、王超华、马少方等三名学生领袖在历史博物馆西侧台阶上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绝食原因，并提出停止绝食的条件是：1、当局迅速与学生对话代表团举行实质性的明确、具体、真诚的对话；2、公开评价学生运动，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

1989年5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赵紫阳提出立即否定4.26社论，以1：4被否决。邓小平向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十五位党政军老人通报了在武汉会见军方领导人的情况，说：“军队的立场是绝对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挥的。其他人连一个师、一个团，甚至一个警卫中队都调动不起，我是很放心的。”

1989年5月15日，赵紫阳要求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向社会和学生宣布个人意见，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以违反党纪为由阻止。陈云、李先念、王震、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邓颖超、余秋里、谷牧、胡乔木、陈锡联等四十多位党政军政治老人，给邓小平打电话或登门拜访，对局势恶化表示担忧，要求尽快采取坚定措施，平息动乱。邓小平作了两点答复：待苏联戈尔巴乔夫访华返苏后，准备实施军事管制，恢复秩序；已下令从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调动部队进京。

1989年5月1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名校长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当局迅速与学生对话以平息事态。此信于下午6点在电台播出。巴金，艾青等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五一六声明》，指出“面对学生运动，党和政府是不够明智的”，“镇压学生运动绝对没有好下场”，声明呼吁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下午五点四十分，阎明复在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等陪同下来到广场对绝食学生讲话幷致慰问，他说：“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要为国家保存我们这些力量，保存你们自己。……我相信，包括我们中共中央，包括人大常委会，一定会很快对整个局势作出全面、公正的判断。希望同学们在这几天内，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他讲话时动声音哽咽。随后，王丹、吾尔开希等发表讲话，呼吁广场学生接受阎明复的请求。后，经过激烈争论，撤出天安门广场的“议案”被否决。

1989年5月17日凌晨三点，即有北京市民、个体户、工农商声援团抬着横幅进入广场。上午九点，游行队伍大批到达，持续至天黑。人数达数十万之多。下午二时许，大游行开始。学生指挥部通过广场上的扩音器宣布数条游行规定，包括“绝对禁止呼喊有违宪法的口号”，“绝对禁止冲击政府部门”等。中国警官大学的700多名学生自发到广场协助学生维持秩序。这一天参加游行的人数达上百万之多。

1989年5月17日，早间新闻播出几位母亲含泪要求当局迅速对话以避免事态恶化的镜头《人民日报》发表该报记者集体采写的长篇通讯，题为《历史将记住这一天——首都五一七声援绝食学生大游行纪实》。

1989年5月17日严家其，包遵信领衔发表中国知识界《五一七声明：提出“清王朝已经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

1989年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政治局以微弱多数免去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结果需等事态平息后公布。赵紫阳提出辞职。结果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时，几乎全部副委员长拒绝接受，李鹏威胁以党纪处分他们中的中共党员。得到消息后，体改委十个部委的人员静坐示威。

1989年5月19日北京急救中心消息：到下午六点止，绝食学生已晕倒3500人次，送医院2457人次。北京红十字会呼吁：许多绝食学生拒绝治疗，生命危在旦夕。许多单位到广场捐款。如全国总工会向北京市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用以救治绝食学生，四通公司捐款5万元，农工民主党捐款1万多元。

1989年5月19日，电视新闻报导，上午十一至十二点，李鹏、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阎明复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绝食学生代表吾尔开希、王丹、王超华、程真、邵江、熊焱、王志新等。李鹏态度强硬，会谈没得出结果。临结束时李鹏又说一次我没有说你们在搞动乱。

1989年5月1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专题讨论天安门前事态的情况。杨尚昆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三点意见：一、政治局要旗帜鲜明、目标一致，不要搞个人得失的意气斗争；二、事态正在恶化，性质已经变了，首都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再乱下去，这局面怎么收？三、要采取实质性措施，维护社会治安，尽快恢复秩序。到会的有十五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两名书记处书记、一名候补书记。会上，有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名书记处书记发言表示支持邓小平的三点意见。赵紫阳发言表示，对邓小平的三点意见不理解、难理解。胡启立发言表示，以政治局名义请小平同志到会作指示，实际上是对邓的三点意见的不赞同。芮杏文、阎明复发言表示，在事件未明朗前，要保留自己的意见。下午，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顾委，中央军委作了总结性讲话。邓小平说：“这是一场演变为有组织、蓄意制造的政治动乱，已发展到反革命性质的暴乱。前一阶段，党内对事件性质在认识上有分歧，对事件的演变把握得不够准，措施软弱，得不到落实。赵紫阳在事件中采取了机会主义后，又公开了党内分歧，站到支持动乱的立场上，使事态蔓延、恶化。”明日（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召开会议，宣布实行戒严，维护首都社会治安。“建议会议自即日起，暂停赵紫阳的党内职务，至下次中央全会作出解决。”

1989年5月19日上午，以赵紫阳智囊团成员鲍彤，陈一咨，杜润生，李湘鲁为负责人的北京“四所一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发表）关于《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

1989年5月19日，冰心坐车上街游行，车上挂着写有“学生爱国，我爱学生”的布条。

1989年5月19日中央电视台晚间突然中断正常节目，宣告中共中央将于二十日凌晨宣布重大消息。晚上，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杨尚昆宣读最后决定：军队进驻城里，北京实行戒严！！出席大会的人员有李鹏、杨尚昆、胡启立、乔石、王震、陈希同、钱学森、周谷城、雷洁琼、胡乔木、康克清、姚依林等。赵紫阳未出席。

1989年5月19日，北高联作出决定，马上停止绝食，改为静坐请愿。幷且不要号召全国总罢工。绝食指挥部在征求了全体绝食同学的意见后，决定立刻停止绝食。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马少方等分别发表讲话，表示要保持冷静，为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团结一致奋斗到底。绝食团指挥部宣布紧急应变措施：一、外地学生尽力保护正在绝食的本地学生；二、呼吁在场声援的学生对采取行动的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三、要求在场的中小学生立即离开广场；四、准备召开紧急记者会。

1989年5月20日凌晨四点，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国务院总理李鹏等领导人分别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赵紫阳对学生说：“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正确的。……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你们应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语气甚为悲凉，还落下了眼泪。

1989年5月20日凌晨，原定于零时进入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解放军，因为在公主坟受到数以万计的市民的阻拦而未能及时进入广场。成千上万的市民在听到戒严令发布的消息后涌向街头。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以及在京的中央国家机关已经实行军管。

1989年5月20日广场从上午九点起断水，广场上的人数达20万。“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号召全市工人于中午十二时起总罢工。香港《文汇报》在社论版开天窗，上书“痛心疾首”四个大字。

1989年5月21日绝食团晚六时二十分举行记者会，宣布三千名绝食学生于下午四时二十分起已经恢复进食。夜九点，南京大学学生李禄、赵士敏在纪念碑北侧举行婚礼。

1989年5月21日，全国人大五十七名常委联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联名者包括：江平、厉以宁等。香港报纸报导，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等七位中国军方元老人物致函邓小平，呼吁军队不要进城，幷要求“绝对不要向人民开枪”。

1989年5月21日，香港爆发开埠以来最大的游行，人数达到上百万，反对中共发布戒严令。陈省身、杨振宁、李远哲、吴健雄、田长霖、吴仙标等36名著名在美华裔科学家，学者致函邓小平，要求军队撤出北京。

1989年5月22日，目前已知抽调入京的部队包括了27军，29军，37军，39军，65军，69军，38军等。

1989年5月23日，广场学生今日凌晨举行联席会议，八十九所高校代表参加，对学运领导层进行改组，成立了七人指挥部，包括总指挥柴玲，副总指挥封从德，委员王丹、李录、张伯笠、王超华、郭海峰等。杨朝辉任纠察总队队长。高自联宣布撤回北京大学。学生表示将“坚持静坐，反对戒严”。

1989年5月23日下午两点，天安门城楼下出现玷污毛泽东画像事件。湖南浏阳达浒乡滩头小学（一说官渡中学）教师裕鸣飞（另有记载云余志坚或余鸣飞，26岁，一说25岁）、《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喻东岳（22岁）、和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工人鲁德成（26岁）等3人（一说4人）用纸笔书写了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下午两点将标语贴在天安门城门洞两侧，幷用鶏蛋壳装颜料和墨汁，掷向毛泽东巨幅画像。他们声言对此事件负全部责任。

1989年5月23日下午一点三十分，以知识界人士为主的上百万人，包括高校师生、文艺界、新闻界和一些工矿企业的工人，在复兴门集合，游行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

1989年5月24日早上十时，“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正式成立，十万名学生参加“誓师大会”。广场总指挥柴玲带领大家宣读誓言，大会主持人王丹发表题为《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斗》的宣言。

1989年5月25日，台湾艺文界发起支援大陆民主运动的捐款，已经超过一百万元。

1989年5月26日，天津市外经贸委副主任张炜在天津市的表态会上公开表示不赞成李鹏的五一九讲话，宣布辞去职务。这是中共第一个局级干部辞职抗议。张炜原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天津开发区主任。

1989年5月27日晚上七时，广场指挥部召开中外记者会，会上，王丹代表“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建议学生在5月30日结束静坐，撤离天安们广场。王丹号召在5月30日举行全市大游行，并把4月27日订为公众节日。后该建议被广场指挥部否决。

1989年5月27日，在香港，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在快活谷马场举行，参与的演艺界人士超过三百多人，其中包括邓丽君，梅艳芳，张国荣，成龙等。在台湾，罗大佑等艺文界人士合力创作了《历史的伤口》歌曲，献给大陆学生。

1989年5月28日约八万名来自20多个省份的大学生与北京市民为响应“全球华人大游行”的倡议，在北京举行游行。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张伯笠宣布，将要利用香港捐赠的帐篷，在广场上设立“民主大学”。香港，150万人参加“全球华人大游行”，创下历史记录。台北，上万名台北大学生和民众在中正纪念堂集会，声援大陆学生。

1989年5月30日，有北京八所艺术院校师生共同创作的“民主女神”像今天凌晨开始树立在天安门广场。数以万计的民众参加了落成典礼。

1989年5月31日台湾几十万学生举行“手牵手，心连心”活动，拉成从基隆到高雄长达240公里的人链，声援大陆学生。

1989年6月2日，刘晓波，侯德建，高新，周舵等“四君子”开始在广场绝食。晚，军队或用军车，或用其它车辆；或着便服，或列队跑步，以多种方式从多路向广场进发。最后在木樨地、新街口、王府井、六部口等处被群众堵截。这些军车有的载有枪支，而便装步行的士兵则带有菜刀、铁棍、铁锹等器械。

1989年6月3日晚上八点，集结在总后大院里的三十八军一个团奉命出击，担负沿复兴门外大街、西长安街一线突击天安门广场的主攻任务。十点，市民组成人墻横拦在北蜂窝丁字路口，部队停止前进，双方相隔约三十米对峙。对峙持续到十一点正，枪声突然响了。部队冲向木樨地桥，前面是为数不多手持木棒的士兵步行前进，市民立刻将密集的碎砖头投向他们。士兵们招架不住，没有坚持就退却了。接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开始步行冲上大桥，边喊口号边向市民开枪。只要哪里有“法西斯”的骂声冒出来，有石头、砖块飞出来，就朝哪个方向射击。此后，军队强行进城。并在各处开枪射杀民众。

1989年6月4日凌晨零点时分，广场学生接受四君子建议，在军队的包围中撤出广场。1989年民主运动被镇压。据估计，全城死亡的群众应在三百人左右，受伤者应在两千人左右。

1989年6月4日早晨6时25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向全世界发布“六四”屠杀消息。用英语播音的文稿大意如下：“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由于北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无其它新闻可向您报导。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此时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随后，吴晓镛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

1989年6月4日、5日、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长时间出现黑色画面，主持人薛飞、杜宪身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以此表达对“六四”死难者的哀悼，对当局的屠杀暴行的抗议。此后，薛飞、杜宪因此被停职、调离。杜宪是《新生》周刊总编辑兼发行人杜重远之孙女，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杜庆华之女儿，著名演员陈明道之妻子，杜宪的弟弟在“六四屠杀”中遇难。

1989年6月9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谈话时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项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由于赵紫阳坚持不认错，他被软禁至2006年逝世。

1989年7月11日，新闻出版署《关于检查、整顿书刊市场的紧急通知》，对涉及策划、组织反革命暴乱和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应停售的书刊，严格按照我署的有关规定和通知查处；非法出版物一律就地收缴销毁。

1989年7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就西方七国首脑会议7月15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说，七国首脑会议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中国施加压力，违反了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接受。1989年中国政府镇压民主运动后，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强烈的谴责。7月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

1989年7月12日，海口市公安局受太原市公安局委托以“省公安厅通缉的煽动动乱的犯罪份子之一”，将《海南经济报社》驻山西记者站站长尹进关押。后被判三年劳教，被《海南经济报》开除。由于在看守所受到所长与狱警的毒打与摧残，因此在1990年8月6日，起诉了太原市公安局以及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所长高士奎、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副所长谢志宏、太原市公安局五处处长张国良。

1989年7月，《海南纪实》杂志因报道“六四”事件停刊。《海南纪实》由韩少功创办于1988年11月，发行时间短、影响却很大，开创“纪实文学”先河。以海南为立足点，刊发当时全国的热点、焦点话题。每篇文章都有深度、力度。刊物图文并茂。一出版就行销全国，发行突破百万份。“六四”期间，它是唯一一本以图片的形式报道“六四”事件的前后期情况的杂志。1989.6《海南纪实》以图片新闻《天安门观察》报道了六四前的天安门广场的形势。1989.7《海南纪实》以图片新闻《戒严部队在北京》报道了六四后的天安门广场的形势。

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

1989年9月5日，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转发《关于不要任意评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通报》规定：关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我们在新闻宣传中，可以按照这些国家官方公布的正式决定和消息作客观报道，不宜发表与当事国官方公开表态不同的评价，更不应该大量引用西方或该国持不同政见者所披露的材料和观点。今后，凡涉及这类有关重大、敏感的国际问题的宣传报道，请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提出退休。邓小平提出，他退休的时间定在五中全会，方式越简单越好，并建议由江泽民担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关于国际形势，邓小平提出：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

198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六四”事件后发布了《关于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通知》，针对“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书报刊和音像制品”进行取缔与打击。1989年下半年，共有数以千计的图书胎死腹中，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与宁夏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也在劫难逃。丛书已出版的有《现代政治学导论》、《行政论》、《组织论》、《政党学概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已组稿的有《政治参与的理论与实务》、《比较议会制度》、《比较行政制度》、《当代政治思潮》、《政治发展》、《政治家概论》等。译丛第一批书也已经送到印刷厂排印。宁夏人民出版社在1989年5月发了译丛的征订单，书目包括《政治腐化》、《政党与政治发展》、《现代社会的官僚体制》、《传播与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延续》、《科层组织与政治发展》、《现代宪法》、《政党与政治发展》、《现代公共行政》、《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文官与政治家》《政治人一一政治的社会基础》、《预算、政纲与竞选》、《监察制度比较》、《现代化与政治后果》、《现代民主政治——参与、稳定和暴乱》、《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多元政治——参与和敌对》等，其中9本书在7、8月份就可以面世了。直到今天，这些对于中国民主化极有参考价值的书也没能出版。

1989年9月18日，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在出台了严厉控制港澳记者的《关于港澳记者来内地采访的管理办法》，内容共7项，规定所有采访均须事先向主管部门（新华社香港分社）提交具体采访计划，获得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和受访对象同意等，而且采访证是一次性的。还规定“内地所有机关、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向港澳新闻机构投稿。对港澳记者以电话对内地机关、单位、个人进行采访一律予以婉拒。”此后当局虽先后两度修订，但“事先申请”和“征得同意”这两项始终不变。这是中共鉴于六四期间“学生运动”被海外以及港澳媒体大肆报道，因此制定该办法来限制。

1989年9月26日，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常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

1989年10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所提出的要求，在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的同时，要采取坚决措施，对政治方向严重错误、思想倾向不好和过多过滥的报刊和出版社，大力进行压缩整顿。凡属下列情况的报刊应予撤销登记：长期或突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在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错误严重、影响恶劣的报刊；有其他严重政治错误的报刊；管部门长期放任不管，或实际上没有主管部门，而被少数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把持的“同人报刊”。凡属下列情况的出版社应予撤销登记：长期或突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影响恶劣的出版社；有其他严重政治错误的出版社。

1989年10月5日西藏流亡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获诺贝尔和平奖。

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1989年11月10日至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12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会议的军队高级干部时说：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1989年度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邓小平对日本客人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你们这个团是我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

1989年11月25日，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局发布《关于加强集体、个体、私营书店（摊）管理的暂行规定》，开办集体、个体、私营书店（摊）必须向县级新闻出版或文化管理机关申请，由其审核同意后，再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经核发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个体、私营书店（摊）一律不准经营图书、期刊（包括挂历、画册、明信片）的批发业务，只能按有关规定开展零售业务。集体书店经营二级批发业务（指从国营书店、出版社、期刊社批进书刊进行转批），必须具备有能够承担经济责任的主管部门。必须经当地新闻出版或文化管理机关审核，报省级新闻出版局批准，发给书刊批发许可证，持证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经营。集体书店跨地区开办分店或代办站，其申报、审核手续与在当地新开办书店相同。不得经营进口书刊、港澳台书刊和限定“内部发行”的书刊。不得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出版物和其他非法出版物。

1990

1990年，“六四”以后，文化艺术界处于愤懑、消极的情绪之中，文艺作品的创作数量大大减少。这时此前受到官方压制的作家王朔一改他嘲讽、瓦解革命意识形态的风格，创作了反映市民生活和情趣的电视历险记《渴望》，受到政府支持，并一炮走红。该剧被认为是知青时代最后的回光返照。同时受到欢迎的还有电视剧《围城》。（它使婚姻关系变得耐人寻味而复杂：“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

1990年出现了“毛泽东热”和“红太阳热”。此前到韶山参观的人曾下降到全年才21万人次；但到1989年又开始上升，当年达到65万多人次，此后进一步逐年增长。1991年到韶山参观的人每天不下几千人，最多的达1.3万多人。

1990年1月10日，李鹏宣布从翌日起，解除对北京市部分地区的戒严。

1990年1月19日，国务院发布《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外国新闻机构派遣常驻记者，应当向外交部新闻司提出申请。外国记者采访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应当通过新闻司提出申请，并经同意；外国记者采访中国的政府部门或者其他单位，应当通过有关外事部门申请，并经同意。外国记者赴中国开放地区采访，应当事先征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同意；赴中国非开放地区采访，应当向新闻司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并到公安机关办理旅行证件。

1990年2月10日，新闻出版署《关于对描写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出版物复审和报批的通知》中规定：凡已出版的专门描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个人及家庭生活情况的图书，由出版单位的主管部门重新审读，审读报告经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审核提出处理意见后，于2月底前，送交我署。我署复审后，视情况送中央有关部门审批。出版描写建国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传记、回忆录，必须征得本人同意。已去世的，要专题报我署，由我署转报中央有关部门审批。

1990年2月16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对期刊发表纪实作品加强管理的通知》规定：期刊凡发表涉及对台关系、国民党上层人物内容的纪实作品；涉及“文化大革命”中重大政治事件内容的纪实作品；涉及刑事侦察、刑事犯罪内容的纪实作品；涉及国际共运及苏联、东欧国家领导人、政治事件的纪实作品；涉及宗教、少数民族内容的纪实作品；涉及我国党、国家已故或现任领导人的纪实作品，一律按照出版社同类图书选题需向中央或地方有关部门申报的规定，经审核批准后方可刊登（参见《关于报送1990年出版计划的通知》）。涉及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重大问题的纪实作品，须经期刊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刊登。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纪实作品，一律不准刊登。

1990年3月，《书林》出版第三期终刊号。1989年的第6期，《书林》封二一改以往的漫画，而用大黑字录《国际歌》一段：“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1990年3月20日-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会议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

1990年4月2日，成立了以邹家华为组长的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1989年全国拖欠总数已达1000亿元以上，进入1990年以后继续呈上升趋势。

1990年4月9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对涉及苏联、东欧国家的图书的出版加强管理的通知》要求只能由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新闻出版社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出版社安排出版。对书稿内容要严格审查，认真把关，要符合党中央就苏联、东欧国家问题公开进行宣传的有关要求和精神。不宜公开出版发行但又确有参考价值的图书，在按前述规定报批后，可少量印制出版，内部控制发行。

1990年4月30日，决定自1990年5月1日起，解除在拉萨的戒严。

1990年6月，《文汇月刊》刊登停刊启示“文汇月刊自七月起停刊。谨向十年来支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企业家和读者致以深深的谢意。国内外订户付的下半年订费，将由邮局发行部门妥善退回，特此通告。”《文汇月刊》，1980年由著名文艺评论家梅朵创办并主编。

1990年8月28日至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等项法律。

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1990年12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缝纫机、自行车等十多种轻工产品的产量居世界首位。

1990年12月25日，新闻出版署颁布《报纸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任何报纸不得刊载下列内容：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煽动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分裂国家或煽动叛乱、暴乱的；煽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的；煽动民族、种族歧视或仇视、破坏民族团结的；破坏社会安定和煽动动乱的；宣扬凶杀、淫秽、色情、封建迷信或伪科学，教唆犯罪和有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诽谤或侮辱他人的；法律禁止刊登的其他内容。

1990年底，《炎黄春秋》杂志创刊，由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创办，客观公正地记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由于其特殊背景，《炎黄春秋》创刊以来，一直大胆刊登政治敏感度很高的文章，但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1991

1991年流行的是：呼啦圈、卡拉OK.14部金庸小说在迷倒了海外华人和港台同胞后，正式刮入内地。

1991年，中国人开始偷渡国外淘金。偷渡的人口中多为福建人，尤其以长乐、亭江、连江和福清四个县份的人最多。目标地多为美国。

1991年，民工潮初现。截至1991年止，中国2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日均流动人口总量达1000万，其中，上海183万，北京130万，广州110万。

1991年前后，报刊界兴起“周末版”大潮，许多报刊纷纷出版以“星腥性”为内容的周末版。这启动了中国的报刊业市场，使人们当时的“解闷”需求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满足，其最具有标志性意义深刻内涵在于，报刊一改过去在传播内容的取舍上强调“我想让你知道什么”和“你应该知道什么”的传播者本位的做法，开始突出和强调“读者喜欢什么”、“读者想知道什么”，从而在结构与选择传播内容的“把关”标准上第一次向着“受众本位”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这一变化被传播学者称之为传播业的第一次“平民化革命”。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上海说：改革开放还要讲。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

1991年3月2日、22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和《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

1991年3月，安徽作家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在《中国作家》上发表。小说梗概：中国西北某小山村，村妇秋菊的丈夫王庆来因与村长发生了争执，被村长踢伤下体。妻子秋菊忍不下这口起，要讨个说法，于是拖着怀孕六个月的身体去找村长说理，让村长赔礼道歉。但村长不肯认错。秋菊于是又跑到乡政府去告状，村长答应赔偿秋菊家的经济损失，但将钱扔在了地上。秋菊觉得非常受侮辱，没有捡钱，又一次踏上了漫漫的告状路途，先后到了县公安局和市里，最后向人民法院起诉。除夕之夜，秋菊难产，村长和村民连夜冒着风雪送秋菊上医院，使她顺利产下一名男婴。秋菊一家对村长非常感激，也不再提官司的事了。但正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时，市法院发来判决，村长因伤害罪被拘留。秋菊望着带村长的警车远去，感到茫然和失落。随后，该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由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该电影于1992年公映，并获得该年度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1991年3月9日，江泽民致信国家教委，强调要对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

1991年4月23日至28日，江泽民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使改革开放健康发展。“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

1991年5月1日台湾当局终止所谓“动员戡乱时期”，同时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1992年，潘虹主演的《股疯》反映了举国的疯狂。

1991年入夏以来，中国部分地区气候异常，涝、旱、风、雹等自然灾害频繁，特别是江淮和太湖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1991年8月19日，苏共中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试图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苏联正式解体。

1991年10月24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把首次颁发的“新闻自由奖”缺席颁与被中共关在监狱里的陈子明、王军涛。发奖时，“保护记者协会”的发言人说，陈子明、王军涛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他们出版的《经济学周报》，曾努力维护和促进新闻自由，他们二人因此如今仍作为良心犯被囚禁迫害。

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道涵当选为会长，荣毅仁任名誉会长。

1991年12月17——19日，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沙漠之狐”的军事打击行动，并取得成功。美军在战争中使用的高科技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1991年12月27日，中国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也承认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11国。

1992

1992年，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实际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位。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南巡讲话。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他说：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他以1984年到1988年五年的加速发展为例，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他还说，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

1992年3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3月26日《深圳特区报》报道邓小平年初在深圳视察活动的特写：《东方风来满眼春》。

1992年5月，泰国华侨界著名的事业家、慈善家陈延寿老先生质问新华社。5月17日，十多万泰国民众在曼谷皇家田广场举行示威，敦促未经民选的国务总理素真拉辞职。政府宣布戒严，逮捕示威领袖真隆，并派军队进行镇压，造成逾百人死亡，千余人受伤，七百人失踪，三千人被捕的大惨案。然而，就在泰国政府宣布戒严后的两个小时，新华社记者引述一名目击者的话说：“周日深夜发生的暴乱是暴民引起的，而不是警察。”同时，新华社还引用泰国官方电台的消息说：“泰国政府必须动用军警及其他合法手段来镇压暴民，结束这场政治动乱并恢复秩序。”陈延寿对新华社的这则报导义愤填膺，向新华社提出质问：新华社怎么能够把泰国广大人民为争取民主所发起的神圣行动指责为“暴乱”？怎么能够把那些争取民主的大学教授、医生、正义的政治家、社会名流和善良的百姓全部指责为“暴民”？同时又怎么能够把用血腥手段来镇压和平示威民众说成是“合法手段”？你们对所谓的合法性的了解到底有多少？这里的合法性和中国的合法性不一样。在泰王召见素真拉和真隆，和平地化解了政治危机之后，陈延寿老先生怀着对故土的深情，提醒新华社：泰国民运人士对新华社的这则通讯将会有所反应，希望新华社能寻求补救，向善良的泰国人民作出满意的解释和安抚。然而，5月28日，当人民要求审判下令开枪镇压民众的军政要人时，新华社却对独裁残忍的手段是否触犯法律讳莫如深，保持沉默。

1992年5月10日，《中国消费报》在头版头条登了一篇特稿，标题是“封锁中央声音，对抗‘紧急通知’，四川仁寿县继续强行向农民乱摊派。”该文披露，“最近一段时间，仁寿县各区乡又开始向农民征收213国道款。”“在仁寿县不少地区，强行收缴二一三国道款的行为仍在继续”，农民“姜永金反映农民负担被手链铐在一棵树上几小时”……5月15日-19日，农民向文清将《中国消费报》的文章复印一千多份，以四角钱一份卖给群众，并大量抄写张贴于富加区、玉龙乡的屋壁与公路两旁，玉龙乡农民游碧辉则架起高音喇叭向民众传播。后来，在6月，就渐渐引发了一场由上万人参与的农民暴动，海内外为之震惊。后中共迫于农民暴动有可能蔓延成星火燎原，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只得释放那些被抓的领导农民暴动的领袖人物，并答应农民提出废除摊派的要求。有人评论，这是1949年中共执政以来，唯一一次获得成功的农民运动。

1992年5月21日，广东《茂名日报》刊登了该报记者张慧谋、陈远采的文章《民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详细披露了茂名市新坡镇小学学生九岁的吴伟，被该市派出所警察罗庆开枪打伤的经过：十八日下午，吴伟与姓蔡的同学到镇政府墙外用石块抛砸芒果，两个警察将他们抓住，拉到派出所门口强行罚跪，罗庆从吴伟手上夺过一把扇子，要小孩子读完扇上的一行草书宋体才放其回家，吴只看懂一个“火”字，读出来后，罗庆硬说是“大”字。吴回道，明明是“火”字嘛，不信，就去问我的老师。罗发火说吴太野蛮，即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吴的左掌心就是一枪。医生鉴定吴伟手掌系贯通性枪伤，第四指骨粉碎性骨折，伸肌腱断裂。该报冲破阻力和各种威胁，将事实公诸于众。茂名市公安局不得不将罗庆拘留审查。该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公开支持报社：反映了民意，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记者职业是社会良知和正义的化身。

1992年夏天，《新民晚报》徐克仁、强荧、朱国顺，乔国顺，乔扮成台湾商人到繁荣“娼”盛的娱乐场所进行了“秘密的采访”，并在该报七月九日的“五色长廊”发表了长篇报道“夜闯KTV”，其中揭露了上海警方官员，与某KTV老板互相勾结坑害顾客的黑暗腐败，尤其是三位记者亲身经历：警方高级官员与KTV老板无线电话的热线联系，俨然是“警匪一家”……。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读者为记者的正直勇敢而拍手称好，初时连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吴邦国也不得不责令公安局“严重查办”。当矛盾转到北京，江泽民表态十分恼火，原因是《新民晚报》批评揭露的上海市公安局特警队，是他任职上海时“亲自”关怀批准建立的；被外界称作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副总理朱熔基在听到报告后，也一反常态地批评记者是“自毁长城”。惯于看上司眼色行事的上海市委迅速改变立场，并将该事件的“调查报告”通报新闻界，徐克仁等三位记者被罗织了两条罪名，其一是“明知故犯”——明知中央有规定不得公开批评公安、检察、法院、安全、军队，却仍不经批准公开披露；其二是“失实”，据调查结论证明，那天晚上特警队的负责人并没有打过电话给KTV的老板。至九月下旬，上海市公安局特警队队长田维华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九月三十日起诉书送到《新民晚报》，同日徐克仁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准备出关登机赴日探妻时被扣，护照被没收，理由是负案在身，不得出国。

1992年7月30日，《南方周末》在“人与法”专版上，发表了由南昌铁路局文联刘玉顺撰写的“袭警案”一文。因为揭露公安人员的腐败现象，触怒了警方高官，警方以《南方周末》丑化公安人员为由向中宣部告状。中宣部以“袭警案”一文严重失实为由，通知广东省委宣传部，勒令《南方周末》停刊整顿。此事引起了广东新闻界的不满。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惧于社情民意，便授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于幼军向中宣部交涉，要求中宣部收回“停刊”的成命，以免引发社会的激烈反响，不过《南方周末》也应就此进行整顿和检查。10月29日，该报在一版头条刊登编辑部检讨：“沉痛的教训——对‘袭警案’一文严重失实的反省”。

1992年7月，歌唱家李谷一状告南阳《声屏周报》社及记者汤声午侵权一案在南阳中级法院开庭。全国有300多记者来采访这一审判。但开庭时法院却宣布，不得录音，不准录像，不准摄影。一个记者摄了影，他的胶卷被抢并强行曝光，还被赶出庭。其他起来抗议记者也被赶出庭。《上海法制报》的记者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上海法制报》就向上海的法庭控告南阳中级法院，说它侵犯了记者的采访权。上海新闻界开了一个相当隆重的会议，来抗议对记者的迫害。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命令上海市委告诉《上海法制报》，要么将上诉撤回，要么就撤总编辑的职务。《上海法制报》不得不把控诉撤回。

1992年8月31日首映的《秋菊打官司》，令秋菊的一句话成为现今打官司者的口头禅：“讨个说法”。

1992年8月31日，王朔编剧的第一部国产轻喜剧《编辑部的故事》，笑倒了大半个中国。一年后，英达与梁左又推出了120集《我爱我家》，它是国内第一部情景喜剧（现场有观众、掌声和笑声）。

1992年8月31日，云南省3000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包围平远镇，对贩毒、贩枪、贩黄的一股恶势力实施严打。平远镇7个村庄严打80天，抓获惩处854名罪犯，缴获各类枪支1000多支，搜出毒品1000多公斤，毒资1000多万元。

1992年9月22日，中国组建三个大的全国性证券公司，即华夏证券公司、国泰证券公司、南方证券公司。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江泽民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3

1993年，“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威胁”两种论调开始出现于国际新闻界和学术界。

1993年新闻界有偿新闻受到关注，香港《联合报》发表《记者不耐清贫，金元新闻风行大陆》。台湾《联合报》出现《大陆媒体有偿新闻引起中共重视》的大幅标题。

1993年初，世界保护记者协会发表年度报告，全球被囚禁的90名记者中，27人关在中国大陆，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

1993年1月22日，邓小平在上海表示，实践证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1993年2月，《人民日报》群工部的一位记者也因“向境外泄密”被判2年徒刑。

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的第3至第11条，对宪法序言有关部分和宪法第7 条、第8条第1款、第15条、第16条、第17条、第42条第3款和第98条进行了修改。其主要点为：（1）确认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增加了“坚持改革开放”，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表述更加完整；将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使国家的奋斗目标更为科学和实事求是；（2）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3）否定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有利于健康地发展经济；（4）取消了“农村人民公社”，确认“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法律地位；（5）将县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的任期，由3年改为三年，以利于发挥县级政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1993年4月15日，天津市大邱庄著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刑事拘留。同年8月27日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是为“汪辜会谈”。

1993年5月，从日本回国探亲的原《北京青年报》记者关键被以“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判刑20年。

1993年7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将国家机密给予一个外国人”，将原外交部新闻司职员白伟基判处10年有期徒刑，白伟基的太太赵蕾也被以同样罪名判刑6年。白伟基的朋友商业部的唐仪和《人民日报》记者王俊，亦分别被判处2-4年的有期徒刑。白因参与“六四”被开除党籍，革除公职。1990年以后，他大学同学孙晓凡作为《华盛顿邮报》的特派记者常驻北京，白伟基向她提供了“一些有关中国经济、政治及社会问题文章的影印本”，并帮助她对中共的时势变化进行判断，赵蕾则以其流利的英语担任孙的翻译。在这一案件中，孙晓凡的办公室遭中共国家安全人员的搜查，并被没收了一些私人笔记和所谓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

1993年8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编辑吴士深无期徒刑，判处其太太、《中国健康教育通讯》杂志编辑马涛有期徒刑六年。吴士深在1992年十四大前夕，因提前一天将江泽民报告提供给香港《快报》记者梁慧珉。此时的江泽民刚刚度过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难关，斗倒了杨家将，是他意气风发的时候，于是下令重判吴士深。原先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偷偷改为12年。吴士深于2005年7月获释。

1993年9月，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

1993年10月1日，《新民晚报》记者徐克仁欲赴日本探妻，出境前却被扣留，，护照被没收，理由是负案在身，不得出国。在此之前7月9日，徐克仁、强荧、朱国顺，乔国顺在该报发表长篇报道《夜闯KTV》，其中揭露了上海警方官员与某KTV老板互相勾结坑害顾客的黑暗腐败，尤其是三位记者亲身经历：警方高级官员与KTV老板无线电话的热线联系，俨然是“警匪一家”……。文章发表后，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吴邦国责令公安局“严重查办”。但江泽民十分恼火，原因是揭露的上海市公安局特警队，是他任职上海时“亲自”关怀批准建立的；被外界称作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副总理朱熔基在听到报告后，也一反常态地批评记者是“自毁长城”。上海市委迅速给徐克仁等三位记者罗织了两条罪名，其一是“明知故犯”——明知中央有规定不得公开批评公安、检察、法院、安全、军队，却仍不经批准公开披露；其二是“失实”，据调查结论证明，那天晚上特警队的负责人并没有打过电话给KTV的老板。至九月下旬，上海市公安局特警队队长田维华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九月三十日起诉书送到《新民晚报》。

1993年10月2日，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高瑜因为海外传媒撰写了很多分析大陆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文章而被捕，1994年11月12日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以“泄漏国家重要机密”罪名判处六年徒刑。1999年2月15日除夕提前半年保外就医释放。1980年调到刚恢复的中国新闻社专稿部当记者，高瑜曾两次入狱，第一次是在1989年6月3日，“六四”屠城的前一天，在上班路途中，被国安绑架，因为一篇《关于时局的对话──记严家其与温元凯的对话》被定为动乱暴乱政治纲领。在秘密关押中，她患上心绞痛，14个月后获释。第二次入狱，则是因为1993年9月23日北京申奥失败，高瑜成为“中共向西方展示强硬立场的人质牌”。1995年11月6日，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1998年5月3日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据说江泽民在一个发到省市级的文件中批示：联合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政府组织，居然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奖项颁给了反动分子高瑜。2000年5月，获日内瓦颁发的“全球20世纪新闻自由英雄奖”；2006年11月，再度荣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新闻勇气奖”。

1993年10月8日，“朦胧诗”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杀妻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有诗句流传于世：“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1993年10月22日，《上海画报》编辑、原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综合处调研员陈晓东，因撰写长篇纪实文学《八十年代上海文坛内幕》，在上海火车站被绑架，同时被抄家。这部纪实文学里有一篇三万字的《总书记让我倒霉》文章，本来这篇句句属实的文章对江泽民并无什么不恭之词。陈晓东却因此在94年8月被以“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执行，白白在看守所关押9个多月。在此之前的九十年代初，在上海市委办公厅综合处调研员的陈晓东与市委办公厅行政处长黎洪山合作，由黎洪山提供材料，陈晓东执笔写成报告文学《我们眼里的江泽民》，发表在《文汇月刊》三月号。黎洪山是江的老管家，侍候江多年，原意是想为新上任的总书记吹喇叭抬轿子，孰料马屁拍在马脚上，江总书记对此大为不满。《文汇月刊》“六四”前发表过很多犯忌的文章，特别是戴晴那篇有关王实味的报告文学，文章披露，王实味被砍头，杨尚昆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这位共和国主席自然大怒，“六四”之后，利用整顿刊物之机，勒令有关部门将《文汇月刊》停刊。《文汇月刊》正好想借《我们眼中的江泽民》这篇大文章压压杨。江泽民刚刚上台当然不会开罪党内大老人物杨主席，再说他原本就不喜欢这个《文汇月刊》。还有这篇文章中写了很多江泽民家中的生活琐事，作者原想给人一种江书记“廉洁为民”的形象；但读后正好与当时社会上正流传江泽民将两个儿子送到美国去予以印证。江泽民批评上海市委没把好关，市委将黎、陈二人调出康办。黎洪山调到一家大宾馆任董事长，仕途完了但经济实惠。陈晓东则惨了，开始悬着不安排工作，写信给市委书记吴邦国后分配到《上海画报》社当普通编辑。陈晓东满肚委屈可又无可奈何，看破红尘，决定退党，走出党门进佛门。回到上海后就被捕。出狱后，陈晓东写出《宁玛的红辉——今日喇荣山中的一块密乘净土》，出版社与他签订了出版合同，却因为他名字被列入黑名单而撕毁出版合同。

1993年10月29日，马少华因出版《东欧：一九八九—一九九三》一书而被非法拘禁34小时。此书在9月出版后，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查禁。马少华于是在10月18日书写了“关于《东欧：一九八九—一九九三》一书的声明”和“质询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公开信，寄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丁关根，质问凭什么查禁这本受到读者欢迎的学术作品。但一直未得知中宣部有任何答复。他们决定10月29日下午就《东欧：一九八九—一九九三》一书为题，召开“东欧与中国”大型学术研讨会，讨论东欧经验对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但在29日上午马少华却被拘禁。

1993年11月19日，深圳一家合资公司的一场大火烧死了82名女工。南方打工者的处境受到广泛关注。《妇女生活》发表了《今日“包身工”》、《民主与法制》发表了《打工妹之死》。这些人此前被媒体和官方称作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辛勤劳动的大军。

1993年11月19日，江泽民和克林顿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正式会晤，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自1989年2月以来的首次正式会晤。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确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1993年12月20日，通过《公司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公司法。

1993年，中宣部成立一个五十人编制的新闻审查机构，专门审查中央和省一级报刊、电讯所发的文章、报道和专题节目，发现问题立即加以解决，不允许造成较大的社会破坏面。

1993年，《解放军报》总编辑和社长因为把CNN采访江泽民的报导登在第四版（国际版）而不是第一版竟被强迫提早退休。《北京日报》总编辑及社长也因把对江的报导的一部分转到第三版而被迫作自我批评。

1993年，梁晓声的《九三断想》遭禁。这部书揭露了公、检、法的黑暗。梁晓声此书的目的与主旨是要唤醒沉睡的中国人，而中共近年来的主要目的则恰恰是要使中国人沉迷於经济生活的满足。

1993年，联合国大会宣布5月3日为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行动源于教科文组织大会，其1991年题为“促进世界新闻自由”的决议，承认自由、多元化和独立的新闻是任何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该大会向联合国大会转达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关于宣布5月3日为“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愿望。这一天是为了纪念《关于促进非洲新闻界的独立和多元化的温得和克宣言》，该宣言是1991年5月3日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在纳米比亚温得和克举办发展非洲独立和多元化新闻研讨会上通过的。2005年5月3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世界新闻日”致辞，“我敦促各国政府重申致力于《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的”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权利。”

1994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制度建立。

1994年，中国开始以分账的形式引进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等十部大片登陆中国。这次引进被认为是“拯救”中国电影市场的转折点。199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市场》统计数字显示：1979年，全国电影观众293亿人次，而到1994年下降到3亿人次。

1994年前后，一股崇尚日本明星的风潮从台湾省吹到了内地，在1970年代后出生的人中风行开来。他们出门玩滑板，穿HIP－HOP的衣裳，扎花里胡哨的头巾。

1994年，上海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被争执到了《读书》，这些讨论文章后来以“人文精神寻思录”为总题在《读书》1994年3-7期上连续发表。与此同时，《东方》等各地报刊也登载文章，讨论形成了第一个高潮。在人文精神讨论的过程中，“王朔现象”、“二王之争”（王蒙与王彬彬）和“二张共鸣”（张承志和张炜），这是人文精神讨论的大合唱中格外引人的声音。

1994年，广州8家音像制作单位全部采用国际化的歌手签约及全方位包装制度为特点的制作体制，原创音乐排行榜在各地调频电台受欢迎，本土流行音乐的崛起使港台音乐 “一统天下”局面一去不复返。

1994年1月14日，财政部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发行10亿美元全球债券。这是中国政府发行的第一笔全球债券，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进入美国资本市场。

1994年3月26日，马来西亚零售商百盛进入中国，超市出现了。第二年，家乐福和普尔斯马特等蜂涌而至，将超市演变成国人最喜欢的购物场所，先是柜台式超市，然后仓库式的大超市也来了。

1994年4月11日，轰动一时的集资案首犯、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总裁沈太福被处决。然而一年前，他还是一位出了名的“改革人物”。

1994年4月20日，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互联网将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开播，10多年来，播出几乎“雷打不动”，每天19时38分播出，时长11分50秒。由于中央电视台被中共赋予的特殊垄断地位，加之李鹏、朱镕基、温家宝三任中共政府总理的视察，使之舆论监督的“晴雨表”。但其存在原因正如主持人方宏进所言：“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和领导人，是他们让这样的电视栏目存在，来反映社会问题和老百姓的意见”。

1994年4月15日，香港《明报》记者席扬被以“窃取国家金融机密”的罪名判刑12年。此事激起了香港居民的震惊和愤怒。4月17日，香港市民举行了有约二千人参加的拯救席扬大游行。1993年9月27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从事非法窃取、刺探国家金融秘密的活动，触犯了《国家安全法》为由，逮捕了香港《明报》记者席扬，并拒绝前往北京交涉的《明报》负责人与席扬见面。

1994年5月初，著名法学家、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于浩成在十次申请出国被拒后，终于拿到了护照，5月28日到达美国，到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有关中国宪政的研究。美国政府曾就于浩成的出国问题向中共交涉。一般认为，中共此时同意于浩成出国，与美国很快要就最惠国问题作出决定有关。于浩成因与另外十一名学者在1989年5月14日向当局联署请愿书，宣称当时的学运是“一场民主爱国运动”，因而遭软禁，至九零年底才获释。古拉格群岛（群众出版社）。

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国家赔偿法》。

1994年6月2日在北京作全裸“行为艺术”表演的青年马流明及朱敏被拘留。

1994年6月8日，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官军衔仪式。

1994年，黄翔的作品自选集《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被一位编辑斗胆接纳，并通过初审到终审的一应程序，与中国作家出版社签约准备出版。700余页的大部头印制完毕，出书广告业寄发出去，可突然由“上面”传下一个电话指令，黄翔的著作出版旋即被取消。手持与出版社签约的正式出书合同，黄翔因知识产权受损而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起诉，并将他的抗议向新闻媒体披露。尽管不乏外界的关注，然而于事无补——书终究是不让出的。已近六十岁的黄翔，让数十年的精神创造成果公诸于众，获得社会的公开承认或批评，只有出版自己的著作，才是真正的慰籍。

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决定住房改革：将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的方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等。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发生特大火灾，共死亡325人，其中中小学生288人，干部、教师及工作人员37人。火灾中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的话：“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被人们深刻记忆。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1995

1995年，清华大学一位名叫朱令的女大学生，突然头发脱落，全身痉挛，送医院后陷入昏迷之中，医院反复检查，没有找到生病原因，无从下手。朱令的一位北大同学通过互联网求助于世界各地的专家，迅速判断：朱令极有可能是铊中毒。互联网首次显现了它的巨大力量和对世界的改变。

1995年，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借助网络在青年中迅速传播。他的“无厘头”风格抓住了千百万年轻人的心。

1995年，据统计，在性生活里，女性的期望值开始超过男性，不是处女已不受歧视，壮阳药开始泛滥。

1995年1月1日，四川日报创办定位于“面向城市的广大市民，办一张走向千家万户的市民生活报”的《华西都市报》，这张“立足都市、面向市民、面向生活”的报纸开启了都市报时代，一时间内“都市报”风靡大江南北。

1995年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社论。江泽民说：孔繁森同志是我们全党的楷模。我们要像当年学习焦裕禄、学习雷锋一样，大力开展学习孔繁森同志事迹的活动。

1995年，上海广播电视电台文艺台娱乐新干线节目主持人朱惠明在制作节目时，曾对听众提起“六四”纪念日，遭到停职审查的处分，节目停播。

1995年4月27日，中共批准陈希同引咎辞去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认为：陈希同在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期间，严重失职，对原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的违法犯罪活动负有重大责任；腐化堕落，生活奢靡；利用职权和公务之便，收受贵重物品。政治斗争与反腐败相结合。

1995年7月24日至27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和新华社评论员连续撰文评李登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演讲，抨击李登辉的“台独”言行。台独首次成为问题。

1995年6月3日，“六四”事件六周年前夕，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致函中共司法部长萧扬与公安部长陶驷驹，呼吁立即释放因行使自由权利遭监禁的21名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

1995年10月21日至25日，江泽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50年特别纪念会议。24日，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题为《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讲话。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

1995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对江苏省无锡市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案的判决结果，邓斌、姚静漪被判处死刑。这起案件是继北京长城公司非法集资10余亿元的重大案件后的又一起大案。

1995年12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79年10月，魏京生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3年9月14日被假释。1995年11月21日再次被逮捕。

1996

1996年，传销迅猛发展，并受到广泛关注。1994年，《人民日报》揭露传销公司的骗人坑人事件，1994年，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专题报道《是是非非话传销。但传销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全国各大城市的传销分公司开始向中小城市进行战略大转移。

1996年中国股市大热。中国股市从1996年1月22日的514.46点，涨至1996年12月11日的1258.69点，涨幅143.71％。

1996年1月1日，《新闻联播》从录播改为直播，这是“自联播由胶片直播改为录像带录播后首次恢复直播”。

1996年2月，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记者包克被驱逐出境。北京外国记者联谊会在一篇声明中说：“我们认为这是对国际公认的新闻自由的一次侵犯，并企图威胁在大陆工作的所有外国记者。”总部设於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一份致中共总理李鹏的信函中说，这次驱逐行动距离魏京生被判重刑不足一周。该组织说：“无国界记者组织再一次对中国新闻自由的情势，深感忧心。”该组织说，中共已将十九名新闻记者关进牢里。该组织要求李鹏“行使你答复的权力，对（包克的）指控提出辩解，而不要将他当作非法入境者，予以驱逐出境。”

1996年2月8日，中共中央第三次法制讲座在中南海举行。在这次讲座的总结讲话中，江泽民提出要依法治国，并对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

1996年3月，《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返深圳时，被拒绝入境并即时没收回乡证。金钟表示，过往返回内地从没有进行违法行为或采访，甚至前年返京时原与魏京生有机会见面，也鉴於当时的形势而放弃，故今次无故被没收回乡证，若中方没有提出合理的解释，自己也没有必要再申领回乡证，实际上也没有时间经常往返内地。

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一条基本方针，写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1996年3月31日，凤凰卫视开播。凤凰卫视打着香港的旗号，实际上是中共向海外的宣传机器，大陆民众称之为“国安”办的。

1996年4月，《海口晚报》记者丁咛采写了一组系列批评报道“解困房解了谁的困？”，揭露了海南金美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孟克非“一家七口竟买了八套解困房”的事。但丁咛和《海口晚报》被孟克非推上被告席，理由是：批评稿称“一家七口人买了八套房”中“一家”的概念不对，他的房是以兄弟、岳母、侄子等名义买的，而这些人和他不能算“一家”。被批评方还声言批评稿时给政府安居工程抹黑，有损党的形象，有严重的导向问题。甚至更为荒唐的是，在案结后，孟克非居然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成立对海口晚报和记者丁咛舆论民众法律监督基金的函”，称“自行出资100万元”成立专门监督《海口晚报》和记者丁咛的民众法律基金，要向对《海口晚报》和记者丁咛报道失实，批评有误的名誉侵权案“提供全部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有关活动费、诉讼当事人诉讼期间的生活费等”，目的是“为因被《海口晚报》和记者丁咛侵权而有冤无处诉讼，诉讼没有钱的公民提供无偿及无条件的经济援助和法律支持”。

1996年4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1996年4月30日，记者无国界组织在马德里指出，1995年一年全球共有386位记者因报导新闻不见容於当局而被监禁。其中中共监禁记者的人数最多，达19人。

1996年5月，某刊物发表署名“晓南”的《当前我国法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开篇即提出“当前法学界有淡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对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法学界的新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政治批判。6月，上海《法学》杂志刊登了丁以升的《要警惕右，更要防止左——评当前法学界的一种新动向》，对“晓南”的文章提出反批评。此为所谓的“晓南风波”。

1996年5月29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家报业集团。

1996年5月，《青年报刊世界》因开辟文革回忆栏目被停刊。

1996年6月5日，北京青年报曾在头版发表署名北京青年报记者孔文清、朱箐等三人的独家报道，指杭州娃哈哈果奶“毒”死安徽宿州三名农村孩童，称这三名孩童死之前每天饮用娃哈哈果奶。该报道发表后，杭州娃哈哈公司总经理宗庆后通过新华社内参向中央领导人投诉北京青年报“一篇报道，两个小报记者，想搞垮一家国有企业”，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批示，北京青年报社长崔恩卿被撤职。

1996年8月初，山西《经济问题》杂志编辑陈平被秘密逮捕。陈平在被捕前曾撰写了一封致全国人大的信件，指人大对“六四”事件处理不当，违反法律，并要求平反“六四”。

1996年9月8日，童增、李定国等17位民间人士在北京发表声明，宣布成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此前，1996年9月1日童增、李定国等257位民间人士联名发表公开信，抗议日本侵占我钓鱼岛领土。1996年9月11日3名深圳青年在市图书馆前举行保钓民间签名活动，共征集到3500个签名。9月26日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在保钓活动中遇难。

1996年10月28日，国家行政学院落成开学。该学院以培训高中级国家公务员为对象。

1996年底，《东方》杂志因刊载“文革三十年祭”专题遭到停刊。《东方》杂志由原为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创办，隶属于“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的“民间刊物”，1993年11月创刊，共出版了19期，每期约100页、18万字，是一份以社会、文化批评为基本导向的综合性人文双月刊。

1996年11月16日，重庆市公民王明公开发表了《公民言论自由宣言》，为魏京生、王丹、刘念春、王东海等异议人士因言获罪进行辩护，依理依法阐述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也是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权利。文章发表后王明被逮捕，并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判处3年劳动教养。王明生于1960年，原是重庆市灯泡公司工人。在西单民主墙1979年底被中共政府取缔后，他仍然义无反顾的投身民主墙运动，在重庆创办了民刊《童音》。

1996年12月31日，冶金部部长刘淇宣布：本年中国钢产量突破一亿吨，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位。

1996年年底，苏力教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出版，在法学界内外引发争议。

1997

1997年，MBA（工商管理学硕士）成抢手货。到国外读个MBA成为时尚。书店冒出各种MBA书籍。

1997年1月2日，国务院发布《出版管理条例》对设立出版单位规定：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主管机关；由其主办单位持申请书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转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审批。

1997年2月5日，新疆伊犁发生了疆独分子的骚乱。

1997年2月6日，哈尔滨自由撰稿人盛学友被哈尔滨市委书记索长友以“受贿罪”抓捕。经过律师的帮助，哈尔滨市检察院在1998年3月20日作出了“撤案决定书”。盛学友在全国早已闻名，他所采写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检察日报》、《南方周末》等新闻媒体频频发表。1997年初，盛学友与《北方时报》记者一起调查呼兰县检察院成立反贪局向社会各界聚敛收钱财。原哈尔滨市反贪局局长王发向哈尔滨市委书记索长友汇报，索长友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先抓人，后定罪。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1997年4月4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召开联席会议规定：涉及领袖、党史、外交等重大、敏感题材作品的出版，既要对内容进行审核，又要对出版质量把关，还要对选题总量进行调控。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是日香港大雨。当晚，江泽民指出：香港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洗雪了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开创了香港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

1997年7月起，爆发了一场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台湾、日本、新加坡、韩国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

1997年7月27日，二十九岁的傅国涌被太原市公安局拘捕。傅国涌原系温州乐清市个体户，曾因参加八九年民运而被劳教二年。1996年傅国涌曾五次与浙江异议人士王东海、陈龙德等人发起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签名活动，1997年7月初被浙江公安遣返到其现在的户口所在地山西省太原市，7月27日被太原市公安局拘捕，11月19日太原市公安局才通知他的妹妹傅彩茗，说傅国涌因在美国“反动刊物”《北京之春》上发表名为《民主阶段论》的文章而被判处劳教三年。公安人员还警告傅彩茗不得对外透露傅国涌被判劳教的消息，傅国涌被关押在山西太原市新店劳教所。

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大报告同时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与法制讲座不同的是，十五大报告中，“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表述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997年11月4日，香港无线电台女记者王明蔚在上海采访“人权呼声”中国委员会鲍戈时，被警方带走。11月5日，鲍戈在上海虹桥机场赴美前，被机场国家安全局人员搜走《国务院关於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通知》等复印文本。前来机场采访我的法新社女记者刘秀英上前询问，结果被安全局人员强行带走，还遭扭打。

1997年11月8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实现大江截流。

1997年11月19日，傅国涌因在美国《北京之春》上发表名为《民主阶段论》的文章而被判处劳教三年，被关押在山西太原市新店劳教所。

1997年11月29日晚，《福州晚报》记者顾伟住处遭到两次枪击。顾伟因采访报道“老虎机”问题，一夜成为全国知名的“打虎”记者。枪响之后，《海峡都市报》、福建电视台的记者为了声援顾伟，开始写署名文章。福建省委书记、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机关迅速破案，缉拿凶手。中宣部，中国记者协会纷纷致电表示慰问。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送了10万元保险。

1997年，德国记者周劲恒被公安人员软禁在安徽巢湖一家酒店内。周劲恒与魏京生弟弟魏晓涛前往魏的家乡巢湖进行私人性质的采访。中国外交部曾称德国记者周劲恒违反大陆《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未事先申请并征得省外办同意，私自赴安徽进行采访活动，当地有关部门对他依法查询，对他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批评，并要求他遵守中国法律和法规，到京后向北京主管部门说明情况。周劲恒表示，公安人员充公了其机票及私人物件，要求他写悔过书，他表示拒绝，并寻求德国使馆的协助。

1998

1998年，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发出《关于电影〈鬼子来了〉的审查报告》，认为：影片没有严格按照电影局《关于合拍片<鬼子来了>立项的批复》（电字[1998]第302号）中的意见修改剧本，并在没有报送备案剧本的情况下擅自拍摄，同时又擅自增加多处台词和情节，致使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军的还是个招村民讨嫌的疯子），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扬威的猖獗气势，由此导致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现严重偏差。影片多处出现污言秽语，并从日本兵口中多次辱骂“支那猪”，另外还有女性的裸露镜头，整体上格调低俗，不符合《电影审查规定》的标准。影片片名须按电影局多次要求重新选择。影片须在参照附件认真修改后，重新报请审查。

1998年，《还珠格格》热播。引发社会上“小燕子热”的大辩论——因为其拥趸都是少年儿童。

1998年1月2日，《南方周末》登出贺卫方教授的文章《复转军人进法院》。贺卫方从法官职业化的立场出发，反对把法院当成安置复转军人的机构，并鲜明地提出：复转军人不应当成为法官，除非他们从前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并且符合法官任职的其他要求。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军队系统的批评，但在社会上引起了推动司法队伍职业化的热潮。

1998年1月6日，64岁的原中共国防科工委导弹专家华棣以“泄露国家机密”被捕。1989年“六四”期间因发表声明支持赵紫阳担心迫害留美，后进入斯坦福大学国家安全及军备控制中心。华棣由于家人逝世，在1998年1月5日回国，但第二天就被捕。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1999年3月22日开庭审理此案，但近5个月都未审判，由于华棣患有少见的男性乳癌急需治疗，故他在北京的姐姐于1999年7月向北京中级法院申请保外就医而未获批准。当局指其向美国提供了大量中方军事资料。美方对该案高度重视，包括美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及前国防部长裴利在内的官员都积极同中国交涉予以营救。该案直接由江泽民过问关注。后来被判处10年徒刑，华棣流亡美国，一直为中共辩护，却遭到中共安全部的诱捕。

1998年4月7日，河南省泌阳县广播电台青年记者魏家强，因采写了“泌阳出了个‘张金柱’”的批评稿，讲述泌阳县一个体司机酒后驾车肇事逃逸。县委副书记李海洲、宣传部长韩万林认为批评稿败坏了泌阳形象，责令广电局严肃处理。广电局局长王志川即以魏家强“违反了宣传纪录，给单位带来不良影响”为由，将魏开除，并下发了红头文件。

1998年4月10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在湖北襄阳农药厂遭打数十名该厂工人的围攻。此时，湖北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何天海等正在该厂执行法院判决。

1998年4月10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深圳市汽车工业贸易总公司总经理刘兴中诉《工人日报》名誉侵权一案的一审判决提出抗诉，认为“福田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违背事实真相，确有错误，申诉人撰写、发表的批评文章所述确有根据，基本属实，《工人日报》发表该文，主观意图是对损害职工合法权益的错误现象进行批评，干预社会生活，端正社会风气，进行舆论监督，是行使新闻批评权力的正当行为，既无侵权的故意、过失，又不违反法律。”这是国内新闻单位被告案中首次获得检察院抗诉的司法先例。1994年1月30日，《工人日报》发表了《百万劳务工的呼唤》的文章，文中提到深圳汽车工业贸易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刘兴中，说他“打击报复”、“专横跋扈、腐化堕落、任人唯亲”。随后刘兴中把《工人日报》及两位作者告上法庭，1995年1月6日，深圳市福田区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认定被告工人日报社及《百万劳务工的呼唤》一文的两名作者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被告需公开道歉并赔偿5万元。《工人日报》不服此判决，在1995年3月就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经过4年多历经坎坷的努力，《工人日报》的申诉终于获得检察院的抗诉支持。

1998年5月4日 北京大学举办百年庆典。随后引发了一场关于北大传统的争论，一方认为是爱国主义，一方认为是自由主义。

1998年5月13日到16日，印度尼西亚（主要是：棉兰、巨港、楠榜、耶加达、梭罗和泗水）穆斯林发动的一系列针对华人的暴动。依据印度尼西亚官方调查机构“联合实情调查团”发布的《五月骚乱真相调查报告》，印度尼西亚华人共计1250人死亡，24人受伤，85名妇女遭到强奸、轮奸和性骚扰。中国政府表示谴责暴行，但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抗议被当局制止。香港抗议群众更用黑漆涂印度尼西亚使馆大门。

1998年6月27日，中央电视台现场实况转播两国元首的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中国人几乎是有史以来首次看到另一个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不同的意见，而且双方既各持已见，又心平气和地“交锋”。

1998年7月8日，“网民”一词诞生。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将“互联网的用户”的中文名称确定为“网民”，指平均每周使用互联网至少1小时的公民。

199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

1998年夏秀，由于气候异常，暴雨频频，中国一些地方遭受严重洪水灾害。特别是长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又一次全流域性特大洪水，东北嫩江、松花江也暴发了超历史记录的特大洪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受灾面积3亿多亩，受灾人口2亿20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2000亿元人民币。

1998年7月10日，国家经贸委发出《关于禁止出售国有小企业成风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有小企业改制。绝不能把出售作为国有小企业改制的唯一形式。

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是为“三讲”。

1998年12月30日，《岭南文化时报》因龙应台等人文章被迫停刊。

1999

1999年1月1日，《南方周末》新年致辞《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1999年1月2日，中央电视台一套在午间时段推出法制栏目“今日说法”。该节目以新闻事件切入，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法治故事，并邀请法学家点评。该节目收视率节节攀升，2003年~2004年5月，该节目收视率在全国电视栏目收视排行榜中排第四，仅次于“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和“千秋奥运”。“今日说法”形成一种颇有特色的普法形式，引起全国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的跟风，法制类节目或栏目甚嚣尘上。2004年底，中央电视台开设“社会与法”频道。

1999年3月5日至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根据这一修正案，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国家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等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的第12至第17条，对宪法序言有关部分和宪法第5条、第6条、第8条第l款、第11条、第28条进行了修改。其主要点为：（1）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写入宪法，确认邓小平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2）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3）确认了我国现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4）取消了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规定，确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5）删去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提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稳定；（6）将宪法第28条中的“反革命活动”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使宪法的表述更为科学，并使部门法的有关表述与之相—致。

1999年4月，《方法》杂志因刊登余世存的有关宪政问题的文章被停刊。《方法》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于光远1987年7月创办，双月刊，其宗旨是“脱愚”。1996年改为月刊。1997年改刊定位为“交叉科学类思想文化性月刊”后，读者年龄跨越15-96岁，学科跨越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化艺术，备受媒体与知识界关注，被公认为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代表性杂志，被1998年《南方周末》年终特稿称为“或许是目前最值得注意的中国知识分子杂志。”也被海外媒体视为1998年中国思想文化的先锋杂志和中国改革开放走势的思想参照。

1999年4月，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高勤荣因披露山西运城官员搞虚假水利工程浪费巨额资金，遭当地官员打击报复，1998年底被捕。其后又以受贿，介绍卖淫以及诈骗罪判刑13年，后减到8年，于2006年12月7号获释出狱。原运城驻京办主任高满强，由于给高勤荣提供采访线索，也被运城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7年。2003年4月18号他刑满获释，没想到刚出监狱大门，三个手持铁棍的歹徒把他暴打致残，脑袋缝了几十针，颅骨严重骨折，昏迷四十八天。

1999年4月15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23家传统网络媒体网站首次聚会，通过《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公约第一条就规定：作为公约单位，无论是一个媒体单位，还是其相关从业人员，都应遵守新闻媒体所应有的职业道德，服从国家制订的有关新闻媒体的政策法律法规，遵循新闻媒体所具有的基本准则和基本规律。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练习者到中南海周围聚集抗议。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出现了很多特异功能、气功和气功师，后来被称为人体科学。气功包括郭林气功，鹤翔桩，严新气功，中功，香功，信息功等等。气功师如严新、沈昌，张宏堡，争先恐后地出现在大众的面前，他们热衷于办班传授气功，办带功报告，治病，甚至出售书籍，磁带，信息茶（信息功）。1999年4月11日，罗干连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博览》发表文章，攻击炼法轮功会使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亡国。此文发表后，引发了一些法轮功练习者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理论。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出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练习者，导致练习者多人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这就是“天津事件”。接着其他气功团体也被取缔。199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

1999年5月，今日中国出版社因连续出版了几本读者喜欢的畅销书，受出版主管部门的惩罚，原来出畅销书的几位编辑也被迫离开了这家出版社。

1999年5月，作为全国第一个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地方法规-——《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出台，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99年5月7日午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3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馆舍严重毁坏，3人死亡，20余人受伤。中国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美关系进入新的低谷。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一些城市的学生和群众组织了游行抗议美国政府，得到政府默许。

1999年6月，刚出版一个月的老威（廖亦武）专著《沉沦的圣殿》，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全面查禁。出版此书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均遭撤职。但此书在同年十月，被全国最大的民营书店席殊书屋的首届书评会推为“中国一九九九年度十大好书”之一。席殊书屋也险遭灭顶之灾。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批示：将《沉沦的圣殿》这样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东西评为“十大好书”，是预谋的，背后有势力支撑的集团行为，必须严查严办。后经汪道涵疏通，席殊不得不缩小规模。

199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举办1999年第一次法制讲座，题目是《依法保障和促进农村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主讲人是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李昌麒。

19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律。

1999年8月6日，美国Dickinson College学者宋永毅在北京被国家安全局拘捕。宋永毅从1999年暑假开始做《文革大词典》的研究，因此暑假到中国大陆搜集文革史料。其中有七十年代的中央文件复印件，这些文件，其实是当时的《五一六通知》和其他最高批示等一些早在报刊上公开的史料，是早已出版发行的广为人知的材料，没有任何机密可言，更不可能对国家的安全形成任何威胁和危害，安全局的年轻办案人对文革不了解，认为只要是中央文件便是国家机密，没有年代区别。

1999年7月28日，《成都商报》借壳上市，成为中国媒体第一个上市的公司。四川电器和成都商报共同出资成立了博瑞投资有限公司，再由这家公司将报纸发行和高压开关制造这两种毫不相关的行当组合在了一起，成都商报就此实现了登陆资本市场的愿望。

1999年9月，廖亦武化名老威，借用他人身份证件，再次出版了《漂泊边缘人采访录》，这是《底层》的节选本。《漂泊》刚出就引起关注，书评如潮，三个月中再版五次，各地报刊更是竟相连载。但好景不长，国安局和新闻出版署联合调查了出版单位中国戏剧出版社，旋即，《漂泊》被全国禁售，印刷此书的书商被通辑，印厂被封，书版被毁，存书被没收。面临取缔的危险，戏剧出版社被迫赖帐，竟谎称《漂泊》是盗版书，并在《新闻出版报》上登出“严正声明”，方侥幸过关。

1999年9月，笑蜀编著了《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由汕头大学出版，把40年代出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郭沫若、茅盾、夏衍、陶行知、周谷城、吴晗等共产党领袖人物发表在处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与评论汇编成书。其中有《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等文章。但令人感到荒唐的是，这本书后来被中宣部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查禁，理由竟是“不能让少数人借用我党的历史文献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

1999年10月1日，也就是江泽民举行建国五十年阅兵——“登基大典”的当天晚上，李慎之一气呵成写就了一篇让海内外震惊的檄文，《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之夜感言》，该文经过互联网在海内外广泛传阅，在让许多有识之士拍案叫绝的同时，也引起中南海“今上”的寝食不安，盛怒之下下令四处截查。于是，李慎之被指责“鼓吹议会民主和多党制”，还被扣上“攻击中共三代领袖”、“否定建国五十年成就”的大帽子。

1999年10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特作如下决定： 一、坚决依法取缔邪教组织，严厉惩治邪教组织的各种犯罪活动。邪教组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采用各种手段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发展，必须依法取缔，坚决惩治。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机关要各司其职，共同做好这项工作。对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聚众闹事，扰乱社会秩序，以迷信邪说蒙骗他人，致人死亡，或者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活动，依法予以严惩。二、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团结、教育绝大多数被蒙骗的群众，依法严惩极少数犯罪分子。在依法处理邪教组织的工作中，要把不明真相参与邪教活动的人同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非法活动、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犯罪分子区别开来。对受蒙骗的群众不予追究。对构成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三、在全体公民中深入持久地开展宪法和法律的宣传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依法取缔邪教组织，惩治邪教活动，有利于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邪教组织严重危害人类、危害社会的实质，自觉反对和抵制邪教组织的影响，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遵守国家法律。四、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应当认真落实责任制，把严防邪教组织的滋生和蔓延，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长期坚持下去，维护社会稳定。”

1999年11月15日，中国和美国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谈判。

1999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试验飞船“神舟”号发射升空。

1999年11月24日，客轮“大舜”号从烟台驶往大连途中在烟台附近海域倾覆，282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约9000万元。

1999年11月，昝爱宗、许知远等人策划编写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出版不久被“上级”封杀，不但不能再版，书店剩余的书还要回收销毁。这个“上级”不是中宣部，便是新闻出版总署。

1999年12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上午对“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一案第二次开庭，作出一审判决，原告刘燕文经过长达三年的申诉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地通过司法程序获得了再次评审其博士论文的机会。1996年，刘燕文的博士论文在论文系答辩委员会和系学术委员会通过后，在是否授予其博士学位的问题上被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否决，北京大学因此只颁发了刘燕文结业证书，未授予其博士学位。刘燕文认为该行为违反了研究生学位授予办法的有关法律规章的规定，是对其合法权利的侵害。三年来，刘燕文向学校、国家教育部等多个部门申诉均未得到满意答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过两次开庭审理，认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在是否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问题上存在程序上的不合法，判决其撤销原决定，重新启动审议程序，给刘燕文一个公正的评价。

1999年12月20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庆祝大会在澳门举行。

1999年痞子蔡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打动了所有中国网民。蔡智恒引出了一大批网络文学作者，如邢育森、王飞雄、俞白眉等，一年后，这些作者纷纷落地，集体创作了《闲人马大姐》和《东北一家人》等情景喜剧。

2000

2000年1月，《中国新闻周刊》创刊，是国内第二家通讯社中国新闻社第一次以资本运营的方式开拓国内新闻市场的产物。短短一年多时间，这本以时政新闻为主的杂志迅速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受到业界人士的普遍关注。2001年1月，《中国新闻周刊》正式由双周刊改为周刊。但是，由于资本运作和经营上的失误，这份刚刚树立风格的时政新闻周刊从2001年3月起即有传闻指资金运作状况堪忧，最后发展到拖欠采编人员工资的地步，一度停刊。2001年11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2001年第45期出版的日子，中国新闻社决定，休刊整顿和协办方新世纪成功集团解除合作，经济责任交由法律分清。曾有消息称，著名女性杂志《知音》将接管《中国新闻周刊》，但受到《中国新闻周刊》有关人员的强烈抵制。

2000年1月，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著名自由主义领军人物李慎之和何家栋的文集《中国的道路》。这家出版社刚刚成立，想出一些有分量的书。常务副总编到北京来组稿，卢跃刚向其推荐了此书稿。这老兄把书稿拿回去读，激动万分，夜不能寐，打电话给卢跃刚说“两位老先生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有的内容比较敏感，敏感也要出，大不了罢了我的官！”一语成讖。书出版不久，有人密告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中国的道路》被查禁，这位常务副总编辑也被撤职。

2000年2月15日，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大肆收受、索取巨额贿赂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0年2月21日至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相当多的民众认为三个代表没有新意，很多时候民众对它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比如经常会有人说“带三块表”、“带三个表”以示揶揄讽刺。但专业人士和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家却相当关注这个理论。这个理论被认为是中共试图改变其属性（有人认为是全民党，有人认为是精英党）的努力。

2000年3月，《书屋》遭整肃，总编及编辑部成员均被撤职调离。

2000年3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等单位今天联合发出通知，对现行法官制服进行重大改革。新式法官制服的特点是取消了肩章和大沿帽，采用法官袍和西服式制服佩戴胸徽两种款式。新式法官制服统称“2000式审判服”，分法官袍和西服式制服佩戴胸徽两种款式。

2000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2000年4月1日，已故28年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的遗孀路易丝·惠勒·斯诺夫人来北京看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这是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对另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所能表达的同情和安慰，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门屠杀中失去亲人、又在後来的岁月里被剥夺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亲和难属们，表达我们母子和他们的团结之心。”但丁子霖却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软禁在家不能同斯诺夫人见面，而且80多岁的斯诺夫人在中国人民大学东校门口被阻止进入学校大门。而同为“天安门”难友的苏冰娴女在帮助斯诺夫人后却被北京安全局拘捕24小时，直到斯诺夫人步入登机大厅的那一刻才被释放。

2000年4月20日，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被开除党籍。9月1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成克杰执行了死刑。

2000年8月8日，阳光卫视正式开播，由中央电视台原主持人杨澜创办于香港，是以全球华人精英阶层及其家庭为服务对象的中文电视媒体。

2000年8月11日，四川省南充市27岁中学教师蒋世华在南充本地的一个叫“南充果城网景”的BBS上同网友交流，谈到中国腐败等问题时有感而发贴出了“我什么都不想说，只想说一句：打倒共产党”。该贴出现后负责监视互联网的网警极为重视，由南充市公安局长亲自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经专案组一星期的调查终于发现该贴是蒋世华所为，故将他拘捕。12月底被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刑两年。

2000年8月15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麦克·华莱士的专访。

2000年9月25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控制电信业的综合性法规。同日，国务院公布施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2000年10月21日，21万多名考生今天走进各地考场，参加由司法部组织的2000年度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这是中国实行新的律师资格考试办法后的第一次考试，报考人数比去年增加18.6%，创律考历史最高纪录。按照司法部颁布的新的律考办法，今年的录取方式一改往年的“统一分数录取制”，实行“确定名额录取制”，全国将录取21500人，按分数高低自上而下录取，直到录满为止。

2000年11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发布《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00年11月6日，信息产业部发布《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2000年12月12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央视国际网、国际在线网、中国日报网、中青网等获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进行登载新闻业务，率先成为获得登载新闻许可的重点新闻网站。

2000年11月9日，据称“夏商周断代工程”把我国的历史纪年由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

2000年11月，《兰州晚报》因报道批评军内问题遭整肃。

2000年11月13日，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上海“海归”冯正虎所代表的天伦公司编辑的电子版《上海日资企业要览（二零零一年版）》。这部书还受到上海市市长徐匡迪的祝贺，结果被上海新闻出版局指为非法出版而被捕，后来以“非法经营罪”被上海法院判处三年徒刑。2003年11月12日，冯刑满出狱，开始漫长的抗争，于2004年10月27日将上海新闻出版局告上法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却裁定裁定：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和驳回冯的诉讼。实际上冯正虎被判刑是因为在1989年“六四”期间担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时研究所发出了“《致厂长（经理）们的公开信》，呼吁厂长经理们为了挽救党、挽救共和国、挽救社会主义，要坚决而有效地抵制错误决策，督促政府保持理智与克制，用和平、民主、法治的方式处理目前事件，争取市民、学生与政府的谅解与团结，决不允许发生镇压学生和群众的流血事件。

2000年12月25日，洛阳发生特大火灾事故，280位死难者身份得到了确认。

2000年12月27日，《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正式出台。

2000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江祺生有期徒刑4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1年。审判长王燕签署的判决书宣称，江祺生犯有两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只是因为江祺生散发过《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几点思考》和《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告全国同胞书》两篇文章。

2000年1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二条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二）通过互联网窃取、泄露国家秘密、情报或者军事秘密；（三）利用互联网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四）利用互联网组织邪教组织、联络邪教组织成员，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

200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因出版《法轮功读物》，出版社停业整顿，有关人员判刑并处罚金。实际上《法轮功读物》出版时法轮功正风行。改革出版社因出版《新官场秘笈》，出版社社长、总编、责任编辑撤职，作者、书商判刑并处罚金。

2000年，《今日名流》杂志因发表了李慎之、戴煌、方方等十人联名关注河南一冤案的公开信而被取缔。

2000年12月，《南方周末》在年终特刊上发表“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的评论，成为中国传媒的绝唱。

2001

2001年1月，老威（廖亦武）再次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六十人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上下册。在《南方周末》事件之前，已有《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图书商报》《文化时报》《当代》《中华文学选刊》《读书》《母语》《天涯》《北京晚报》等50多家媒体重点评介《底层》，地方杂志擅自节选书中篇章或连载的，更不计其数，一时间，“关注底层”成了热门话题。但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召开了《底层》读书讲评会，后来早搜查，并勒令停业检查，上交所有参加会议者的名单及发言记录。

2001年1月，西安市《各界导报》调查记者冯朝霞被杀死，这是他在报道犯罪集团及其与地方贪官的关系之后。

2001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下发的一份内部通报批评2000年中国新闻报道中存在的十大问题：把关不严。有些报导出现严重错误，例如有报纸鼓动起诉党委；公开报导内部消息。例如去年公务员加薪百分之三十、中央领导有关国有股减持的内部讲话等；对重大突发事件任意炒作；公开报导重大疫情，影响社会稳定，例如艾滋病的报导等；民族宗教问题报导不当，伤害民族感情；求猎奇，刊登不实新闻，例如江西九江再次崩岸；刊登格调低下、庸俗的文章；泄密；随意从互联网上下载新闻刊登；推崇宣扬西方的新闻观、价值观。通报中特别提到传媒报道内部消息时把关不严，例如将中央领导有关减持国有股的内部讲话公布出去，导致股市震荡，中央领导对此作出严厉批评。这份内部通报再度要求传媒收紧报导尺度，重申传媒一律不得随意下载网上新闻，包括《人民网》和《新华网》在内，也不能随意下载转发。

2001年，网络媒体从另类步入主流。网络媒体的传播作用和影响力正与日俱增，其舆论监督的功能也在大大增强，重要事件包括人民网批露南丹矿难死亡真相、上海交大BBS揭露上海交大招生黑幕等。

2001年春天，《南方周末》报导了一个犯罪集团在杀人、窃盗中杀害28个人，记者采访犯罪集团的成员和他们的家人，并且广泛分析导致犯罪行为的社会问题，诸如贫穷和其它形式的社会不公。在文章发表后，湖南省政府通知了中央领导，指责《南方周末》的报导丑化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奋斗精神。《南方周末》总编辑、头版编辑和资深的编辑被降职，新闻部主管和记者被开除并永远不能再踏进新闻界。

2001年2月，记者无国界组织发表题为《互联网的敌人》的报告，指出“过去两年来，中共当局大幅度调整了控制互联网的策略。国安部和检察机关1997年开始实施的‘网上长城’封锁方案，现在则要求网络供应商承担‘巡逻’互联网的警察任务，网站管理员被迫实施严格的自我审查，有选择性地控制网站内容……中国的网络异议人士被当做刑事罪犯来对待，有被判重刑的危险。”

2001年2月17日-19日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安徽召开。

2001年3月，《今日名流》杂志因徐景贤文革回忆录被关，主编方方被撤。

2001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将“依法治国”从治国方略的手段层次，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目标的目的层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之内。

2001年3月19日，美国“保护记者协会”发布的2000年度报告中，江泽民被列为世界新闻界“十大敌人”之一，这是江泽民连续第四年被列入这份黑名单。这个提倡新闻自由的机构在“公元2000年新闻界所受攻击”报告中说，中国大陆“恶劣的新闻自由纪录在继续恶化”。报告还指出到2000年年底为止，中国大陆一共囚禁了22名记者，成为全世界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

2001年4月1日，美国EP-3-型军用侦察机在我国海南岛东南上空撞毁我军用飞机，导致中方飞行员王伟牺牲，又未经许可降落在陵水机场。是为撞击事件。

2001年4月，山东三联集团投资8000万创办《经济观察报》。5月，北大青鸟集团斥巨资5000万元参股与《人民日报》一起创办《京华时报》。除了这两个报纸外，2000年-2001年之间，北京新报频频创刊。《青年时讯》、《青年体育》、《北京娱乐信报》、《劳动午报》、《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新报》、《华夏时报》等一系列报纸改头换面后登陆北京。

2001年4月3日，河北沧州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审判网络异见人士郭庆海。郭庆海是河北小有名气的学者，在沧州一家银行任经济师，他的文章经常在《中国青年报》等国内报刊发表。他不仅经常在海外的BBS上发表推动政改的文章，而且也替美国一家网络新闻站写评论，他的文章如“作一个永远的反对者”、“让自己思想先民主起来”，在某网络报纸发表。郭于2000年9月15日被捕，审判时，法院未通知家人前去旁听。

2001年4月18日，河南后平顶山的律师沈宏奇因撰写文章促使中共政改被以“煽动颠覆罪”判刑三年半。沈宏奇是平顶山市律师事务所律师，去年五月被捕，原因是他撰写了两篇名叫“邓后中国之路暨告全体同胞书”和“沙漠红尘”的文章。两文章全面分析了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要求从宪法中废除“四项基本原则”，要求由人民真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以及进一步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要求允许反对党存在。沈宏奇将这两篇文章寄往国内媒体，没有在海外刊物上发表。

2001年4月19日，《南方周末》同期刊载老威（廖亦武）与卢跃刚的《关于〈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张君案检讨》、《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三文。《张君案检讨》激怒湖南省委，上告中宣部，说“《南方周末》的报道完全抹杀了湖南省人民政府为了提高湖南民众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下达文件称这三篇罪状分别是透露出“六四”情绪、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为造反派鸣冤叫屈。《南方周末》因此差点被停刊，后广东省委省政府以“经济损失巨大”为由，一再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请示汇报，并开展了一系列私下斡旋。总算保住了这块“报业第一金字招牌”。然而，遵照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的指令，“总编辑、常务副总编、新闻部主任离开《南方周末》。第一副主编钱纲撤职，另行安排；第二副主编撤职，调离新闻岗位；与‘石家庄爆炸案’等四则新闻有关的编辑记者开除、除名，南方周末所有剩下的采编人员全部考察半年，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滚蛋”。这是继1998年，中宣部以未经同意、私自接受外电记者采访为名，点名要求当时《南方周末》总编江艺平、新闻部主任沈灏出局离任之后，《南方周末》领导班子的再一次重创。

2001年4月，《蜀报》和《商务早报》被停刊，前者据说有民营资本进入，后者强调独家新闻和民间色彩；五月《广西商报》被要求并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报《广西日报》，被拒后也被下令停办；六月，南京市的《经济早报》因为有文章讽刺江泽民而被停刊。《成都商报》被整顿，因为报导一位县委副书记赶赴“三讲”撞死人，引起省委书记周永康不满而批示：“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不会有如此给政府抹黑的新闻自由。”3月，河南销量最大的《大河报》副总编辑马云龙被撤职，因为发表过有关投资环境差及卫生部门腐败的报导。5月，江西《都市消息报》新闻部主任姚小红，因为报导该省一宗死刑犯还没有断气就被摘除器官出售引起家属不满的消息而被解雇。7月，广西《南国早报》因为刊登一个私营工厂雇佣数百童工的消息引起南宁市劳工监察大队的不满。6月，中宣部下达长约两千字的文件，列举了出版物严禁刊登的内容，包括揣测党政领导人职务的变动文章及报导；要求中共十六大实行多党制或其他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及报导；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文章及报导；抵触党和国家重要政策的文章及报导；涉及暴力、淫秽的内容；涉及军事机密及其他国家机密的内容；危害社会稳定或反对中共民族政策的内容等等。

2001年4月20，武汉网络人士吕新华被捕，后以“煽动颠覆”罪正式逮捕起诉。吕新华是武汉活跃的网络异见人士，经常在海外论坛上贴出讨论推动中国民主的文章以及报道当地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当局怀疑海外论坛上一系列批评江泽民的文章出自他的手笔。

2001年5月8日，《南方都市报》在深圳遭封杀。起因是《南方都市报》短短两年内在深圳的爆炸式发展势头，该报的发展对本地老牌报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2001年4月底到5月初，深圳市报刊发行局以规范外地报纸在深的配送为由，禁止《南方都市报》在深圳各报刊亭零售点的自由发行及合法销售；5月8日，深圳特区报报刊批发中心与深圳商报社报刊批销部亦“联手”发出通知，禁止销售未经批准的“外埠非党报党刊”；5月9日，深圳市报刊发行局，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在一千多个报摊联手封杀《南方都市报》。

2001年6月，《经济早报》因调侃深沪股市的文章遭停刊。

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在上海举行。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2001年6月16日，经济学家、《深圳法制报》编辑何清涟因为担心被当局拘捕，出走美国。何清涟1998年出版《现代化的陷阱》，专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金权交易、官黑勾结、流氓与暴民等经济社会现象，引起海内外轰动。虽然《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获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幕僚、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作序，但随后仍被中共圈定为禁书，何本人也被划为理论界的异见分子。2000年，何清涟发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指出中共这个统治集团，是世界历史上素质最低的一个集团。这篇文章一下子激怒了中共，当局颁封杀令，何的文章、著作均不能在内地任何报刊、书籍刊载。而且24小时全天候对其居住状况进行监视。凡是发表何清涟的文章的报社、出版其书籍的出版社，毫无例外地都遭到整肃。漓江出版社因出版何清涟的专著《我们仰望星空》而被停业整顿，险遭灭顶之灾。

2001年6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那是专职监控网络的警察部队，其职能是监控上海的党政机关、金融系统、重点生产部门和各通讯单位的计算机网络，查处信息系统的违记犯罪活动。

2001年度，新闻出版署又批准成立以下报业集团：湖南日报报业集团、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吉林日报报业集团、长春日报报业集团、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到目前为止，全国的报业集团已有26家。其中四川的报业市场整合由于《蜀报》和《商务早报》的被砍受到了媒体评论界最大程度的关注。许多报纸因为不同意被吞并而停刊。这是一种打着集团化的幌子行“限制新闻自由”之实的举动。

2001年7月13日晚，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成功。

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发生矿难，南丹市政府部想尽办法封锁消息，对赶赴南丹采访的广西地方媒体记者采取阻截、驱赶甚至追杀！直到8月2日，《人民日报》记者才撕开南丹政府“绝对没有发生死人”的弥天大谎。

2001年8月13日，著名“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杂志因为抨击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以及“三个代表”的提法，而遭到停刊。此前不久，同是“左派”理论刊物的《中流》杂志也因对江泽民最近有关私人企业家可以入党的讲话提出批评而被停刊。“六四”以后创刊的这两个刊物，其办刊宗旨和主要内容，是宣扬坚持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而被看成是“左派”的旗帜性刊物。《真理的追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由“中国人权协会”负责人俞权域主编。《中流》由《光明日报》主办，林默涵、魏巍主编，有人依“中流”谐音和他们文章历来的风格，称之为“下流”。但《中流》常常引用陈一咨、方励之、严家其、王若望、苏晓康、魏京生等海外民主斗士的言论，有时甚至登载这些人的文章全文。虽然他们目的是进行批判，但却使国人因此了解到这些人的言论，这是国内其他媒体不敢做到的。

2001年9月11日，美国9·11事件发生。第一架飞机撞击世贸大厦不过10多分钟，香港凤凰卫视就已予以报道，之后连续直播超过30多个小时。新浪网在事发10分钟后予以报道，网络媒体的威力第一次显现出来。中国网民发生严重分歧，有人叫好，有人发表公开信：“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

2001年9月，前《新华社》记者、原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姜维平被辽宁省大连市中级法院秘密审判，以“泄漏国家机密、煽动推翻国家政权和非法占有机密文件”等项罪名被判处9年徒刑。姜维平曾在98年到99年期间，在香港《前哨》杂志上用笔名发表多篇文章，揭露薄熙来的腐败行为。2001年11月20日，姜维平获得美国保护记者协会颁发的“2001年国际新闻自由奖”。他被关押7年，直到2007年1月3日才出狱。

2001年，《书屋》杂志因为发表王若水的图画，主编周实被撤职，杂志从湖南新闻出版局交由湖南教育报刊社主办。

2001年10月21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举行这样高级别的大型国际会议。

2001年11月4日－11日，朱镕基出席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以及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WTO的决定，标志着中国长达15年复关和加入WTO进程的结束。

2002

2002年1月5日，《济南时报》记者赵京桥、吕廷川和《山东青年》杂志记者杨福成在山东省宁阳县泗店镇西孟村进行有关该村支部书记柳方柱贪污，私设“小黑屋”，动用刑具殴打村民。三人完成采访后遭到便衣警察拳打脚踢，其中赵京桥头部受到重击，伤势严重。

2003年1月25日，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因种子买卖引起的赔偿案件。审判长李慧娟在判决书中，援引《种子法》，认为《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比较低的法规，因为与《种子法》相关条款的抵触而自然无效。该判决引起河南省地方人大不满，指斥法院判决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在河南省的压力下，洛阳市中院被迫撤销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并免去其助理审判员资格。该事件爆发后，引起学界热议。

2002年2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开始施行。第11条对出版单位设立的条件规定，“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这就杜绝了民间办报的可能。第26条的“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五）宣扬邪教、迷信的；（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2002年开始，手机短信拜年火爆。据说当年春节期间，共有70万条短信从手机发出。

2002年3月5日，刘成军等法轮功成员将近五十分钟的法轮功电视片插播入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八个频道播出。此举不仅在当地，而且也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应。事件发生后，当局共抓捕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成员，有6人死于大抓捕中，另有15人被判4至20年徒刑。刘成军在2003年12月26日被折磨致死，成为第8名因该次插播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成员。

2002年3月，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全球新闻自由2001年度报告说，中国连续三年都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2001年年底在押的新闻工作者有35人，几乎占全世界被关押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一。

2002年初，陆学艺等19个人集体编写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出版。这本书由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拨款200万元开展的。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对李铁映说：“你们那本书不好，大庆工人闹事就拿了你们那本书。”李铁映听了尉健行的话，就让社科院停止销售这本书。

2002年3月，《财经》杂志刊登文章，质疑世纪星源造假账，虚增利润十二亿多人民币。世纪星源认为《财经》的报道有损其声誉，于是提出诉讼。而深圳罗湖区法院竟裁定，《财经》杂志须向世纪星源赔偿三十万人民币，并公开道歉。

2002年3月21日，《南方周末》准备用四个版面发表记者方进玉的《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调查报道，却遭到封杀。3月20日晚上，报社忽然接到广东省宣传部紧急通知：“各新闻单位对希望工程的所谓问题，一律不得报道”，而此通知来自胡锦涛办公室。为此，《南方周末》立即通知全国十余印点停止印刷，撤换新版，因此蒙受30多万经济损失。而方进玉因此被开除。

2002年3月23日，《新周刊》“2001年电视榜”的揭晓仪式原定在北京SOHU现代城，却在3月22日中午却突然宣布“因故取消”。2000年，《新周刊》曾在海南召开规模盛大的“首届中国电视榜”颁奖晚会。

2002年5月，记者无国界公布的一份年度报告表示，从新闻自由的角度看，2001年是黑色的一年。报告说，中国有12名记者在押，在押人数仅次于缅甸。记者无国界发言人布罗塞尔谈到中国2001年的新闻自由状况：“中国2001年至少将12名记者投进监狱，还有20多名通过互联网传递信息的异议人士遭到监禁。这些人受到监禁，只是因为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国家控制媒体，所有报纸和电视的新闻报道都是一个口径。”

2002年6月16日，北京一家名为“蓝极速”的网吧发生大火，致使25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局借此场大火对对网吧业全面治理整顿，并颁布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禁止未成年人上网吧，且要用身份证登记。

2002年8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产业部颁布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网络媒体被正式纳入中共的控制体系。其中第十七条规定：（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五）宣扬邪教、迷信的；（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万延海发起并参与联署了“网路公民权利宣言”，并公开声明：“8月1日，我宣布违法！”同日，万延海前往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投案自首”。其后更受当局监控直到被捕。

2002年9月1日，王小宁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而被北京国家安全局拘捕，9月30号被正式批捕，2003年9月12号被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年。据王小宁的妻子余陵透露，这是由于雅虎向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提供她丈夫王小宁的电子邮件的信息而导致她丈夫被判十年徒刑。因此2007年余陵到美国聘请律师起诉雅虎，要求雅虎公司向她道歉，并且做出经济赔偿。

2002年11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四年级女生刘荻，网名“不锈钢老鼠”，因活跃于网络论坛发表言论而遭羁押。12月15日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不锈钢老鼠”案在海内外广大网友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并且受到网上网下甚为广泛的关注与声援。立即，声援她的浪潮蜂涌而来，此起彼伏，民间团体发起“我们愿陪刘荻坐牢”的声援运动。终于导致刘荻于2003年11月28日晚间，从秦城监狱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假释出狱。当局还惺惺作态的表示“念刘荻年轻、初犯，所以宽大为怀”。

2002年11月8日-14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11月15日十六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为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过曾庆红、刘云山、周永康、贺国强、王刚、徐才厚、何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郭伯雄、曹刚川为副主席。

200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200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曾庆红等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学习考察。

2002年12月25日，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判决张伟、左上文、欧燕非法经营报纸出版、印刷、发行，判处张伟有期徒刑六年、罚款十万元人民币，判处左上文有期徒刑五年，罚款五万元，判处欧燕有期徒刑二年。在2001年4月至2002年7月期间，张为等人出版了《时事资讯》、《热点纪要》两份报纸，在重庆、成都等城市热卖一时，共售出150万份，报上的政治、军事新闻远比官办报纸吸引读者。

2002年12月30日，江西万载县再次发生特大爆炸。爆炸发生后，地方政府极力封锁消息，当地公安在出入黄茅镇的主要通道设立路障，阻止记者接近现场。当记者突破封锁到现场后，被打倒在地，相机被抢，警方开着警车追赶记者，万载县副检察长还大喊“把他们抓起来！”

2002年，中国体育第一大报的《体坛周报》在釜山亚运会前夕被有关部门剥夺了采访权。

2002年，外交部发言人被追问“为何封杀GOOGLE”。由于遭到中共封锁，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搜索引擎“google”忽然在大陆无法登陆。

2002年，山西《长治日报》因为市委书记吕日周的亲自过问下，充分的媒体监督职能使这张报纸声明鹊起成了地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风向标。

2002年，因为记者披露了个别警察的的不良表现，六家报纸的16名记者遭到兰州市公安局发文封杀，从此失去采访公安系统的资格。

2003

2003年1月7日，安徽《新安晚报》刊发了一篇严重失实的报导，想当然地把本来是肇事车辆违章闯红灯，认定死难者闯红灯造成交通事故。导致了安徽合肥工业大学2万学生举着“还我同学，严惩凶手”的标语到省政府、省委所在地示威，同时到《新安晚报》报社示威。

2003年1月25日，《名人》杂志社6位记者去杂志社领工资，去遭到毒打，随后2记者被拘留，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处一名记者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执行。

2003年1月，香港凤凰卫视的资讯台获得了在中国大陆的落地权。尽管诸如CNN和BBC World这些英语新闻台早已在中国大陆播出，但凤凰卫视资讯台是首个获得批准在中国大陆播出的中文频道。与国外的英语频道一样，它也将仅限于在一些主要的饭店、外国人的居住小区、学术院校以及政府办公室里播放。

2003年3月，中共中央下令关闭了四个讨论宪政的网站：思源智囊（http://www.caosy.com/）、宪政论衡（http://www.xianzheng.net/）、世纪沙龙（* HYPERLINK “http://www.cc-forum.com/” **http://www.cc-forum.com/*）、自由论坛（* HYPERLINK “http://www.libertas2000.net/” **http://www.libertas2000.net/*）。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一份档案中指控“外部敌对势力”渗透中国实行“和平演变”，为国内一些人士提供资金资助，鼓励国内就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问题进行辩论。

2003年3月开始，中国出现了非典（SARS）疫情。SARS在2002年11月初在中国广东省河源市最早出现。此病经由旅游、商贸、移民人群迅速扩散到了香港，并由香港再扩散至越南、新加坡、台湾及加拿大的多伦多。2003年5月间，北京和香港的疫情最为严重。2003年夏季，染病人数日减，病情得以完全控制。当时北京陷入半瘫痪状态。后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副市长孟学农等受到处理。坊间传言与胡、江政治斗争有关，胡因此取得了民间极大好感。

2003年3月17日晚10时许，27岁的广州工作的湖北武汉大学生孙志刚外出上网，途遇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检查身份证，因未带身份证，被作为“三无人员”带回派出所。孙的同学成先生闻讯后赶到派出所并出示孙的身份证，当事警官仍拒绝放孙。3月18日，孙被作为三无人员送往收容遣送站。当晚，孙因“身体不适”被转往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护站。20日凌晨1时多，孙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员两度轮番殴打，于当日上午10时20分死亡。救护站死亡证明书上称其死因是“心脏病”。4月18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尸检检验鉴定书，结果表明，孙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

2003年4月3日，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会议。是为“保先”教育。但被民众以“性教育”进行调侃。

2003年4月9日，美军部队占领巴格达，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中国电视台实况转播了这场战争。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次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此文，并开始追踪报道。

2003年5月14日，毕业于北大法学院的俞江、腾彪、许志永3位法学博士，合力写成的名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就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开启了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案，并且推动孙志刚事件的讨论使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2003年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2003年5月28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刊发了上海著名学者许纪霖上万字的反思文章《非典时刻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被读者称为是“非典反思文章中最独树一帜的”、“特棒”。但这篇文章竟受到了中宣部的通报批评。

2003年6月，《工人日报》下属的《北京新报》因刊登题为“中国七大恶心”的讽刺文章而遭勒令关闭。“七大恶心”一文的作者对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一直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如其中“一个恶心”说的是一些歌曲将领袖和共产党比作老百姓母亲的做法，另一“恶心”谈到人大时说，人大并没有履行宪法赋予给它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责。有关部门认为“七大恶心”一文“攻击诋毁国家制度，侮辱诽谤权力机关，违反国家新闻出版规定”而被撤销刊号，停止出版。

2003年6月5日上午，孙案开庭。6月9日孙案一审判决：主犯乔燕琴被判死刑，李海婴被判死缓，钟辽国被判无期。其他9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3年至15年有期徒刑。同日，孙案涉及的民警、救治站负责人、医生及护士一共6人，因玩忽职守罪，被分别判处2年至3年的有期徒刑。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发布第381号令，《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2003年7月1日，香港50万人民举行反对“二十三条”的大游行，震动世界，国际媒体争相报道。而中国所有的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络却都保持沉默，不置一辞，而在此前的报道更是只有“香港人民拥护二十三条立法”的消息。即使是号称总部设在香港但在中国大陆能够收看的凤凰卫视，也因惧怕审查而保持沉默，直到在若干天之后在转播别的新闻时插播一两句而已。（“二十三条立法”，指的是自2002年开始，中国政府试图在香港以立法的形式限制新闻自由，加强舆论管制。该立法的主要内容是将中国大陆压制言论自由的几条罪名，如危害国家安全罪、泄漏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再加上一条香港特设的“阴谋分裂领土罪”，以法律形式剥夺香港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此举遭到香光各阶层的强烈反抗，中国政府被迫暂缓立法。

2003年7月1日，中央电视台推出中国首个全天24小时电视新闻频道，这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2003年6月对该项方案做出了同意的批示。

2003年7月21日，广州市检察院反贪局以“涉嫌受贿罪”找《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副主编喻华峰谈话，掀开了“南都冤案”的序幕。这是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等人，对《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孙志刚”事件的秋后算账。在此前后，《南方都市报》的300多家广告客户被调查，原南方日报调研员、协助分管南方都市报的李民英、前南方都市报编委会成员邓海燕、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分管广告工作的社委罗裕潮、总编程益中、副主编任天阳、宋繁银、庄慎之、陈朝华、王培兴等多人被调查。虽然有许多专家学者、媒体同仁以及广东省委前领导的呼吁反对，但广州地方法院还是将喻华峰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李民英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程益中、邓海燕在被无辜关押几个月后因“不起诉”而获释。李民英、喻华峰在狱中获得减刑，分别于2007年2月12日和2008年2月8日获释。

2003年8月，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回忆录《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异常畅销，一个月内印刷至少4次，总销售量超过20万册。不过，中文版至少有10处被删除，这些改动甚至没有通知版权所有者——美国出版商“西蒙与舒斯特出版集团（Simon & Schuster）。

2003年10月20日，记者无国界组织再次宣布：在包括168个国家在内的新闻自由度排名上，北韩未列末位，中国未列倒数第六位，即162位。

2003年，《成都商报》女记者李亚玲因采写成都市青白江区市民李桂芳外出吸毒被警方抓获，导致3岁的女儿李思怡锁在家中活活饿死的报道，在有关部门领导的压力下被迫调离记者岗位。后网民发起一场悼念李思怡运动，谴责有关当局毫无人性。

2003年，甘肃经济日报记者王克勤因采写《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和揭露兰州证券黑幕两文，被扣上“给甘肃脸上抹黑”、“影响西部大开发”、“给犯罪分子通风报信”、“造成社会不稳定”四项罪名，被开除公职。

2003年，北京青年报刊发了深圳市五部门联合下发文件，“号召”全市中小学生观看一部投资2100万拍摄的名为《时差7小时》的电影，而这部电影的原作者和女主角妞妞（真名李倩妮）是深圳市委副书记李意珍的女儿。这个“妞妞事件”，成为比较典型的新闻舆论监督发生作用的例子。

2003年，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在北京地坛医院拍摄时，离SARS患者最近的距离仅一米拍摄的“SARS病房里的死者，回天无力的医生，生命苍茫而无助”照片，成为本年度网上点击率最高的社会新闻图片。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王雷撰写的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成为本年度引发最大社会共鸣的报道之一。孙志刚，一个普通公民，却因为没带暂住证，而惨死于收容所内。此案在事发一个多月后，经由报纸刊出，迅即引起举国关注，先有三博士上书要求进行违宪审查，后有众多知名知识分子群起倡议，终使这一不人道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国务院废止。一项国家法例竟因一篇报道而终止，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报道孙志刚案，促成了国家“收容”法规的废止，以及相关“救助”规定的出台。

2003年4月20日，《财经》杂志记者朱晓超、曹海丽等人撰写的《SARS内幕》等系列报道，获得《南方周末》致敬之年度公众服务。非典，作为本年度国内甚至是世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多数媒体语焉不详或缺席的情况下，该杂志以一份财经专业媒体，转而对SARS爆发这一事件做连续发言，饱含勇气、毅力和良知，维护了新闻业的尊严。作为领导者，胡舒立女士个人的道德勇气、职业素养，尤其令人尊敬。

2003年9月4日，《外滩画报》记者茅文贤、鞠靖撰写的《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真相调查》，该文以扎实的采访，冷静的笔触，真实还原了整个事件。在居民、地产开发商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博弈中，居民往往是弱势群体。南京市民翁彪因不满被强制拆迁，求告无门而引火自焚，便是其中极惨烈的一幕。

2003年9月12日，因雅虎向中共安全部门提供王小宁电子邮件信息，导致北京作家王小宁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罪被判处10年监禁。

2003年6月8日，《财经时报》记者楼夷撰写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致敬抗非大夫蒋彦永》，获得南方周末“致敬之年度新闻边界拓展”。吴敬琏先生打电话给蒋彦永先生表示致敬和慰问，颇具新闻价值，编者最后如此处理，将文章呈现于版面，既需要技巧，更需要智慧。

2003年6、7月，《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柴继军撰写的《繁峙矿难系列报道》，揭开繁峙矿难黑幕同时还从侧面爆出11名记者，包括新华社记者，受贿的丑闻。

2003年6月19日，《南方周末》发表法学家何兵的评论《实现社会公正，哪怕天塌下来》，文中引述200多年前英国法官曼斯菲尔德关于废止奴隶制的判词，读来令人心灵震撼。此文获得《南方周末》“致敬之年度时评”。

2003年，博客因木子美性爱日记而名气大增。博客在克林顿性丑闻、“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纽约时报造假丑闻等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中，Blog反应及时、态度客观，恰恰弥补了传统媒体在这些事件上态度暧昧所造成的信息缺陷。

2003年8月18号，中宣部、中组部在全国宣传、理论、新闻工作电话内务会议上下达了不要对正在修订宪法部分搞公开争议，不要对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方向搞公开宣传，不要对已有结论的历史性事件决议搞争论的通知。

2003年11月11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在北京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创办《新京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办报，此举当可载入中国新闻史册。

2003年，网络媒体逐渐显示出自己的威力：在孙志刚、孙大午、刘涌、被饿死的3岁小孩李思怡等事件中，网络民意的热情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传统媒体及有关部门的关注，从而推动了事态的良性发展。其中，新浪的即时在线新闻评论，尤为引人注意。

2003年，有50位异议人士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政权罪”、“间谍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刺探国家机密罪”、“非法为境外组织搜集情报罪”或者“密谋进行恐怖活动罪”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秘密拘捕（绑架）、拘捕、逮捕、起诉、审判或者执行刑罚，其中包括杜导斌，杨建立，杨子立，赵常青，张宏海，靳海科，李志，欧阳懿，何德普，颜钧，姜力钧，刘荻等。

2003年11月2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大言不惭地说谎：“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之一，外界关于中国新闻、言论、出版方面的某些议论是毫无根据的。政府依法支持媒体机构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理干涉、干扰媒体的正常采访、传播和经营活动。”

2003年3月3日，《二十一世纪环球报导》因刊登记者王永治对李锐的访谈而被停刊。李锐曾当过毛泽东秘书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谈到中国的政治改革，也谈到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错误。李锐这样说：“我们依然在不断神话毛泽东，不断制造个人崇拜，不断给党史造假。”“个人崇拜就是邪教”。这篇报道出来后，该报北京记者站说：“这篇文章能顺利见报，让兄弟们万分振奋。这是14年来大陆报刊上最具勇气的一篇公开报道。争取写出这样的文章，并争取见报，是兄弟们能够忍受千难万难，依旧坚守在《21世纪环球报道》的最大动力。”该报的理念是“记录世界时事风云，见证中国政治文明”。

2003年3月，《南方周末》在前任总理朱镕基离职时出版24版拍“马屁”遭到呵斥，策划的千期在出版前被强暴。记者为此发表“为新闻来，为新闻去”公开信。

2003年5月21日，中国青年报旗下的《青年参考》因夏天头版头条发表《女大学生卖淫现象调查》一文，而受到湖北省有关部门却向中宣部告状，致使《青年参考》不得不道歉“这严重伤害了湖北省高校女大学生的感情，损害了大学生形象”、主编梁平和记者陈杰人离职或辞退，《中国青年报》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樊永生受到停职处分。女大学生坐台已经是全中国高校都存在的一道风景，如同皇帝的新装一样只缺少了一个说真话的小孩。

2003年10月17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根据广东省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意见，确定停办《法制画报》、《法制》等51家报刊。而这一年全国有600家报刊被停刊。

2003年，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刚刚起草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初稿，以法规的形式规定新闻记者享有无过错合理怀疑权，为“无冕皇帝”提供了保障。该条例规定，新闻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过程中享有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应当配合、支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

2003年10月28日，湖北省知名网络作家杜导斌于被应城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随后国内外百名学者致信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刑法》第105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法律条文作出法律解释。澳大利亚15名华裔学者《就中国警方拘捕网络作家杜导斌等人致胡锦涛公开信》。在海内外对杜案的强大声援下，在律师的无罪辩护下，湖北孝感中级法院二审作出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的判决。

2003年11月21日，公民维权网被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勒令关闭。随后，李健将通信管理局诉至法院，认为其作出此行政决定所依据的法规是错误的，要求对方撤销处罚，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2003年11月2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广州海事法院、广州铁路运输两级法院下发了《关于禁止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粤高法[2003]252号，以下简称《通知》）。依据这份《通知》，从2003年11月20日至2004年11月19日，分属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三大报业集团6家报社的6名记者将被禁止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

2004

2004年《中国式离婚》播出获得成功，它引发了人们对现实婚姻的思考。

2004年初，中国社科院所属的《现代文明画报》改版后，敢为天下之先，致力于策划以宪治国的专题系列报道。为开启“新中国”刊物介绍宪政先例，更为促进福安失地农民的维权行动，律师李柏光以刘柏江的笔名在该刊7月号发表《公民，能罢免市长吗？——新中国第一起公民诉求罢免市长案纪实》，再一次惊动福建朝野。

2004年2月12日，广州原市委宣传部长、《广州日报》前社长黎元江因“贪污罪”受审。黎元江被誉为中国报业改革第一人，在掌管《广州日报》期间，大胆改革报业运作方式，无论是在报纸的发行量还是在广告收入方面，都远远领先于同行，《广州日报》被中共中央特批为第一家报业集团，曾经名噪一时。与黎同案的还有《广州日报》原总编辑何向芹、广告处处长陶建等人。

2004年3月，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公开发布《讨伐中宣部》一文，像唐代骆宾王的《讨武氏檄》一样，大张挞伐中共的喉舌总管中宣部，传檄天下，声动江湖。

2004年3月3日，两会召开，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的评论栏目网页忽然全部消失。在2003年，网络因评论而爆发的强大生命力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发生的若干事件。

2004年3月9日凌晨，香港《苹果日报》3名记者，在北京采访中共人大政协两会后，在下榻的北京饭店被人带走扣查6小时，直到昨天中午才被直接带到机场，下午返回香港。

2004年4月16日，《东方早报》发表记者董小恒《阜阳“空壳奶粉”之祸》，率先对当地官员发出质疑，使阜阳奶粉事件形成全国性的关注。

2004年5月8日，《新京报》发表记者罗昌平的《湖南嘉禾县拆迁引发一对姐妹同日离婚》，此报道淋漓尽致地披露了行政权力的泛滥，以事实的力量拨动了社会的神经，揭开嘉禾拆迁内幕。

2004年5月18日，《商务周刊》因本年度第5期的《争议戴相龙》报道而停刊两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以“对天津的经济建设和规划无端指责”为由对其封喉。2003年4月，《商务周刊》也因刊登《困兽平安》率先披露中国首富马明哲侵吞国有资产遭新闻出版署“封喉”两个月。

2004年5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副主编卢跃刚，在网上发表的“给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披露了中青报和共青团高层互动的大量事实，成为中国新一代报人的宣言书。

2004年6月10日，中国舆论监督网发表《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南方周末》等媒体很快跟进，李信不久后被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成为第一个因民间网站介入锒铛入狱的腐败官员。

2004年6月19日，台前县与山东省梁山县组织广电、公安等部门联合出击，以“非法”、“谋取不正当利益”、“严重影响了台前、梁山两县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稳定”为由将民间电视台“河山电视台”取缔。位于河南、山东两省交界处即梁山县黑虎庙乡境内，距豫鲁两省交界线约500米的“河山电视台”于2004年6月初正式开播。这是中国第一家真正民间电视台，由台前县、梁山县几名农民合伙置办，并自命名“河山电视台”，设立了“台长”、“总编”等职务。

2004年7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首批取缔的利用境外注册刊号在境内“非法”出版的30种期刊（WTO与中国杂志社的《WTO与中国》，中国新闻出版社的《中国社会新闻》等）；2004年11月，又公布了第二批被依法取缔的60种“非法”报刊名单，包括利用境外注册刊号在境内“非法”出版的53种报刊（南方观察新闻出版集团主办的《南方观察》杂志、中国国际文化教育传媒集团的《人民权益报》、中国新闻出版社的《中国法制报》、中国新闻出版社主办的《法制新闻》杂志、中国国际新闻出版社主办的《百姓与法制》杂志等）。2005年4月，又公布了第三批依法取缔的60 种“非法”期刊（人民中国出版集团的《维权》杂志和中国国际法学促进会的《中外法制》等）。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三次共取缔了150种“非法”出版物。

2004年7月27日，江苏南京市委宣传部下发了《新闻单位舆论监督稿件审核办法》的通知，规定：没有监督方签字的阅稿单，稿件不能见报；没有请示舆论监督方阅看的稿件，值班主任和编辑擅自签发，一律被作为社（台）内部重大差错处理，扣罚当事记者、编辑、主任的当月奖金；报道或播发审核不严、虚假不实稿件的记者、编辑等相关责任人，将被给予调离岗位或开除公职等处分。

2004年奥运会后，刘翔、郭晶晶证明体育明星逐渐开始娱乐化。

2004年9月13 日，一塌糊涂BBS（http://ytht.net）被关闭。几乎同时中国大陆的各大BBS站点相继发布公告，禁止讨论“一塌糊涂”有关事宜，并将ytht、一塌糊涂、糊涂等设为过滤词，甚至有的BBS宣布删除论坛内所有有关一塌糊涂BBS的帖子。此外，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公司百度也屏蔽了一塌糊涂BBS等关键词搜索。这基本上抹除了一塌糊涂在中国互联网上的痕迹。一塌糊涂BBS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完全民间性质的BBS站点，其言论自由的程度在中国大陆的BBS中也是首屈一指，曾多次遭遇来自政府的强大压力。它创建于1999年9月17 日，是中国大陆青年人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个BBS，共拥有700多个讨论区，注册用户超过30万，最大同时在线人数为21390，是中国教育网内在线人数最多的BBS.用户群主要为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学生、研究人员、教师、专家学者，以及工作在各行各业的高校毕业生。

2004年10月2日，由安徽作家陈桂棣与吴春桃夫妇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获得尤里西斯报导文学奖。《中国农民调查》记述了农民被剥削的血泪故事，2003年底在《当代》杂志刊出后即造成轰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一个月内就卖出了十五万册，盗版书超过七百万册。此后该书被中宣部查禁，。

2004年10月12日，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判定《中国改革》胜诉。该杂志曾刊登《两种改制两重天》和《谁在分“肥”》，被广州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以侵犯名誉权状告到法院。

2004年10月19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表《我的出版自由一再受到侵犯》。2004年6月，《南方都市报》约茅于轼写了一篇《令人羡慕的欧盟宪法》的评论，在排好版的情况下被值班主编撤下，原因是茅于轼的名字已上了中共当局的黑名单。茅于轼的著作《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也曾因中共当局干扰，致使出版社毁约。2004年10月14日《南方周末》第C19版头条刊登了茅于轼的《全方位理解油价》，该刊却不得不署名“于是”。

2004年10月31日，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将“2004年度自由写作奖”颁给《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认为章的作品显示了当代中国作家少有的捍卫人的自由、尊严和历史记忆的勇气。《往事并不如烟》在2004年1月出版后不久便被中宣部查禁，但仍流传2-300万册盗版书。

2004年11月11日，中宣部发出第二十九号文件，要求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理念，反对“新自由主义”，并警惕“媒体是社会公器”的提法。为此，《解放日报》在第二天就发表吉方平的评论《一个迷惑人心的口号——回应“媒体公器论”》，认为：“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而“‘社会公器论’，是西方新闻学的一个口号。”三天后，《解放日报》又发表吉方平的评论《透过表象看实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矛头直指《南方人物周刊》，该刊在同年9月8日一期评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当天读到该批判文章后，给中共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写信，赞扬上海在宣传工作上旗帜鲜明，写了一篇好文章。随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该文。《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徐列因此被降为副主编。

2004年11月14日，中宣部对大陆传媒下达命令：“突发事件的报道须由新华社统一发稿，严禁擅自报道。”这“突发事件”指的就是去年以来内地接二连三发生的爆炸、暴动、镇压、罢工、示威等事件。

2004年11月中旬，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北京青年报报业集团、上海文广集团联合创办《第一财经日报》。

2004年11月24日，《当代商报》记者师涛被湖南长沙国家安全局人员在太原拘捕。师涛被指控的罪名，是将口头传达的一份11号文件内容摘要，传送给了在美国的《民主通讯》。国家保秘局事后函复证明：“泄露的11号文件的基本内容，应当属于绝密级国家秘密。”实际上，师涛发表在《民主通讯》上的《中共中办（六）国办十一号文件摘要》，是根据《当代商报》社负责与宣传部门联系的副总，在每天下午5点的“编前会”上，按照上级宣传部门的指令主动向报社记者和编辑们传达的口头内容整理而成的。实际上，雅虎香港控股公司应中国警方的要求，提供了师涛的Email（电子邮件）账号。随后，雅虎出卖用户的私人信息，对师涛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重刑10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4年11月28日，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宣布挂牌成立，在中央主管部门停批报业集团一年多之后，成为第40家报业集团。

2004年12月5日，仅出版七期的《新周报》被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以“属地管理问题未得到很好解决”为由勒令内部整顿。《新周报》是由湖北《知音》杂志社2004年10月26日在武汉高调创办的周报，立志“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超过《南方周末》，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深度高端新闻周报”。《新周报》在创刊词《时代精神与我们的理想》中说：“我们本着历史和社会责任感，记录和体现时代精神，用果敢、真实的声音讲话，做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因此创刊伊始，《新周报》便以《南京师大女生停课陪舞事件调查》、《女播音员死在副市长的床上》等报导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原定于2005年1月5日恢复出版，但2005年3月15日《新周报》正式宣布停刊。

2004年，两起短信事件，令两家大电视台颜面全无。在中国赴阿富汗工人遭遇武装分子袭击后，东方卫视居然让观众竞猜武装分子的身份；而当俄罗斯别斯兰发生歹徒劫持成百上千的小学生人质事件时，CCTV4非常“及时”地推出了死亡人数竞猜。两家在中国地位非同一般的电视台，却将两起恐怖袭击事件当成了赚钱发财的大好机会，媒体的道德底线再次遭到观众的质疑。后CCTV4《今日关注》的两名制片人被免职，值班编辑被开除。

2004年，堪称宣传部长出事年。重庆市宣传部长张宗海、成都市宣传部长高勇、云南省宣传部长柴王群、江苏张家港市宣传部长范平等纷纷被双规或判刑，原因或是动用公款豪赌、或是涉嫌受贿。指导舆论宣传的人率先倒下，可以看成是2004年新闻媒体宣传领域的黑色幽默吧。

2005

2005年，芙蓉姐姐走红网上。

2005年1月21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在《长沙晚报》考察时说：“报业发展的任何改革措施，都要紧紧围绕有利于党报扩大影响这一中心来进行，要千方百计做大做强党报这一报业主体，巩固党的新闻舆论阵地。”

2005年2月，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2005年度全球记者和新闻自由状况调查报告”。2005年，共有24个国家的125名记者被关进监狱，中国有32名记者被关押，其中有18人的被捕原因与互联网有关，居第一位。

2005年2月25日，国家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厅）发出《关于实施〈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有关事宜的通知》，通知强调：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我们在引进境外节目制作市场成熟的运作理念和方法的同时，要切实把握好合营企业所生产各类产品的内容导向，了解境外合作者的政治倾向和背景，防止境外不良思想文化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节目制作领域。

2005年3月26日，台湾近百万人民聚集在台北市，举行三二六护台湾大游行，以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

2005年4月18日，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暑长石宗源为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隆重揭牌，这是中国第一家整体实行股份制的新闻机构。由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作为主发起人，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北京畅想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福禧投资控股公司、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共同发起设立。

2005年4月20日，国务院颁布《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通讯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站）、电视台（站）、广播电视发射台（站）、转播台（站）、广播电视卫星、卫星上行站和收转站、微波站、监测台（站）、有线电视传输骨干网等；不得利用信息网络开展视听节目服务以及新闻网站等业务；不得经营报刊版面、广播电视频率频道和时段栏目；不得从事书报刊、影视片、音像制品成品等文化产品进口业务；不得进入国有文物博物馆。

2005年5月18日，南方都市报记者温冲在广东中山市遭遇私闯其住宅的一伙人毒打，并被砍断右手的食指和中指。

2005年5月19日，胡锦涛在内部会议发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严防美欧在我国和周边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的报告，该报告随后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县团级。胡锦涛下达三项严控令，要严管媒体，封杀NGO，防止颜色革命。该报告用杀气腾腾的言词，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新闻出版、民间社团、维权人士的打压。

2005年6月，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大兴县召开了为期十天的全国二百多家出版社负责人会议。该会议逐一对五十四家出版社作出暂缓登记实际是停止营业的处理，其中包括民革中央的团结出版社和民政部的社会出版社。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说：“你们出版社利润这么大，自己养活自己没问题，赚了钱更应该出好书，利润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吧！”引得台下哄堂大笑，大家都以为他把稿子念错了。“百分之四十”实在是荒腔走板根本不可能的数字。邬还说：、“要刨他们（二渠道）的祖坟”。

2005年6月10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宁安市发生特大山洪和泥石流，淹没位于低洼处的一所小学，共造成117人死亡，其中105人为学生。

2005年7月，《南方周末》记者因不满新主编向熹而集体辞职。辞职的编辑有城市版主编陈菊红、头版编辑方三文、消费广场主编曹西洪，记者有李玉宵、杨海鹏、翟明磊、贾明、朱强、杜卫东、甄茜、江华、周浩等人。除此之外，主管新闻部的副主编陈明洋被赶走；经济部主任冯启若辞职；专栏编辑拉家渡干脆回家休养。这些记者是《南方周末》辉煌时代仅存的一批人马，随他们的出走，饱受弹压，苦难深重的《南方周末》，有沦为一张普通小报的危险。一位辞职者说：“我们是雅典的公民，但现在是斯巴达人的臣民。”

2005年7月19日，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语出惊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11月7日，4位学者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国文化界支持崔永元。一场关于批判盲目追求收视率的讨论伴随着娱乐节目低俗化的批判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首次成为公众话题。电视圈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收视率”标准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成为公众话题正是电视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阶段，也是一个必要阶段。有所谓“专家”跟风：要遏制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的趋势，既要依靠电视工作者的自律和社会大众素质的提高，也需要监管部门更熟练地运用精神产品生产和文化产业运作规律，加大监管力度，提升监管水平。

2005年7月31日，河南省汝州市寄料镇一煤矿发生矿难。《河南商报》记者范友峰看到一份20页左右的《红包发放明细表》，签名者涉及100多家省内外媒体。这次矿难共有100多家媒体、480人领走了20万元。《河南商报》将这一“新闻记者接受矿主‘封口费’”的新闻报道出来后，被当局勒令休刊一个月。记者范友峰和另一名编辑遭到停职处分，《河南商报》顾问马云龙也被迫辞职。

2005年夏天，超级女声可谓是今年最热门的词汇之一，超女江湖纷争无穷，从网上红到网下，从贴吧追星到抢别人手机发短信，愣是捧出来新一代的属于自己的偶像。美国说，从超女的成功可以看出中国的民主已经有所进步，因为这次超女的评选是真正的民选。

2005年8月4日，著名网站《自由中国论坛》在其开办3周年之际被关闭。《自由中国论坛》是大陆少有的几个自由论坛之一，自2002年8月起创立，一直以民主自由为宗旨，被封无数次，但总能在24小时内提供新的未被封锁的地址直接访问，是仅有的面临封锁屏蔽而能坚持正常运行的自由网站。《宪政论衡》、《北国之春》、《民主与自由》等几个著名自由网站也多次被封锁屏蔽。

2005年7月1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振翅远飞正逢时》，其中一句是“胡锦涛总书记就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所作的重要指示，像灯塔一样，为当代大学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让评论部主任李方十分恶心，留下一句“我决不当赵勇的狗”而选择辞职。记者贺延光写了一篇《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却被扣上反对“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罪名。

2005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发表《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为<宪法>第12条和1986年<民法通则>第73条的废除写的公开信》的公开信，掀起了轩然大波，推迟了《物权法》立法进程。

2005年8月15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副主编李大同《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信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直接点名批判团中央主管书记赵勇。

2005年8月7日：中国广东省梅州市大兴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124人遇难。近年来中国发生多次特大矿难。

2005年9月19日，包括广东、河北在内的十七省市联名上书中共中央，要求管住媒体，禁止媒体异地监督。

2005年9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为所有网站设立了政府审批和统一新闻来源的两大高压线。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管制。

2005年10月，记者无疆界再次公布了全球167个国家新闻自由状况的排名表，中国的状况则依旧没有改善，排在倒数第9位，即159位。

2005年10月12日，中国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升空，载有两名宇航员，将在预定轨道停留5天。

2005年10月28日，感到报业“寒冬”的传媒人们齐聚南京，通过《南京宣言》，号召“全国报界应当联合起来，积极运用法律武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改变新闻产品被商业网站无偿或廉价使用的现状”。

2005年11月13日，中国吉林省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对松花江造成严重污染。污染顺河而下影响到俄罗斯远东地区。

2005年11月5号，《深圳法制报》被关闭，原因是“报业结构调整需要”，但其生前频繁发表揭露阴暗面的文章还是令人对其死因莫衷一是。

2005年11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报道《天价医药费》，成为2005年新闻事件的“压轴大戏”。

2005年11月27日：中国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煤矿公司的东风煤矿发生爆炸，171人死亡。

2005年12月5日，《时代人物周报》停刊。其由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2004年8月16日创办。据说停刊原因是由于《十大敢讲真话者》和《年度十大公开信》的专题报道。“十大敢讲真话者”包括访问大陆期间在北大、清华、复旦的三场演讲“讲真话”的台湾立委李敖、力批中国大力民营企业通过种种手段侵吞国有资产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通过“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的名言来狠批大陆经济学者学术水平低落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退休前怒斥教育腐败的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再掀“审计风暴”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抨击房地产泡沫的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掀起中国整顿官煤风潮的湖南娄底市委书记蔡力峰、扛起“反对公共电视庸俗化”的大旗的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前主持人崔永元、炮打韩剧《大长今》硬指针灸是韩国人发明因此受到“长今迷”围攻的著名演员张国立，以及倡议北京市推行人口准入制度以免人满为患而饱受抨击的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而“年度十大公开信”专题则收入了年内震动一时的李大同信件。

2005年12月6日：中国广东省汕尾市发生警民冲突，有多名村民遭枪击身亡。事情由于当地村民在征用土地作兴建电厂的赔偿方面与当地政府产生纠纷并升级，当地政府动用警力，以暴力手段对付村民，导致村民多人死亡。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国家强力部门和普通民众冲突事件中首次被披露开枪打死平民，受到国外媒体关注。丁子霖、蒋培坤、包遵信、刘晓波、余杰、王怡、赵达功、孙文广等学者发起了网络签名。

2005年12月28日，胡戈恶搞《无极》的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备受推崇，网民不约而同选择去看《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而不去看《无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片长大约20分钟，它截取了大量《无极》中的画面，及某电视台《法制在线》节目2005年终特别报道的画面，通过重新组合和再次配音，以搞笑的方式再加工了《无极》。此后，大量恶搞短片开始盛行于网络，胡戈因此成为“网络恶搞”的先锋。

2005年12月29日，《新京报》总编辑杨斌和两名副总编辑孙雪东、李多钰被同时免职，该报编务由直属中宣部的《光明日报》全面接管。一百多名记者立即集体罢工以示抗议，后两副总编复职。此后，一些新闻骨干纷纷选择离开。实际上，2005年11月3号的《新京报》上就把“负责报道一切”口号去掉了，有时甚至还发中宣部写的理论文章。《新京报》在2003年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创办，而报务编务则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负责。

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走火，使湖南卫视化身“平民娱乐”代言人，还使“娱乐全中国”的理念一跃成为2005年中国电视界的集体召集令。

2005年，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因在网络发表文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2005年，播客兴起。一批播客网站如“反波”“胖大海”“土豆网”“喜糖音乐”等都显现出一定的专业水准，成为引人注目的视频网络新生代。

2005年，被称为博客元年。这一年，blog成为与当年的Email一样的高频词汇。这一年，无论平凡人还是名人，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博客。

2006

2006年，网友用《一个满头引发的血案》把《无极》戏弄了一番，陈导说：“我觉得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

2006年1月25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被中共当局勒令停刊。这是由于发表了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龙应台的《你所不知道的台湾》、胡启立的《我心中的耀邦》等一系列文章引起的。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被停职。《冰点周刊》后迫于海内外舆论压力而重新复刊，但仍受到诸多限制。《冰点周刊》创刊于1995年，十多年来成为读者最爱的栏目。

2006年1月25日，因特网搜索引擎领导品牌Google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出google.cn新网址，其对搜索结果经过审查。

2006年1月24日，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福州日报》记者、采访部副主任李长青有期徒刑三年。李长青因向中文网站“博讯”投稿，揭露当地爆发“登革热”政府却不作为的事实而获罪。世界报业协会因此向其颁发了“2008年度自由金笔奖”。

2006年春，九十高龄的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邓力群在香港出版了《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的回忆录，令中南海相当震怒。

2006年2月7日，《公益时报》刊登文章报道“中国政府网”英文版被指错误百出，中国式英语占问题的三成“。为此国务院办公厅致电《公益时报》主管部门——民政部，称该报道”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形象“。该报总编助理兼周二版主编陈杰人因此被解职。

2006年2 月21日，北京“中国工人网”、“共产党人网”、“工农兵BBS”三个左派网站，被北京市新闻办公室封杀。

2006年3月4日，香港《亚洲周刊》刊文《中共党内呼吁新闻松绑，新闻阅评组曝光》，曝光了中宣部新闻局“新闻阅评组”骨干人物名单：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及“新闻阅评小组”组长刘祖禹、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柴全经、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副组长何黄彪、中宣部新闻局宣教处处长尚墨玲、中宣部舆情局副局长孙瑜、中宣部网络阅评组副组长李德民、中宣部新闻局网络新闻处处长葛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蔡名照、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新闻出版总署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管理司司长肖时国、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江绍高、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级巡视员宋乃琪、外交部新闻司参赞宋荣华等人。阅评组绝大多数成员是临时聘用的退休新闻官员，并无正式编制，但权倾一时。阅评组掌握媒体生杀大权，成为媒体警察和杀手。阅评组编发《新闻阅评》，充满腹诽、构陷、穿凿附会和无限上纲；监控和挞伐范围极其宽泛。

2006年3月4日，一年一度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在西山杏林山庄举行。北大教授贺卫方的发言随后被发布在网络上，所谓“新西山会议”之说甚嚣尘上。

2006年3月7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www.chinaelections.com）因经常登载时政新闻类信息和评论，被当局以登载“违禁言论”为由关闭三个多月。

2006年3月9日，关切政治改革和国计民生、宣扬自由民主的著名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网（www.77sea.com ）被浙江省新闻办和浙江省信息管理局以网站刊登了大量海外媒体的报道和大量新闻报道为由强行关闭，这也是该网站第三次被关。早在这次封杀前的一天，网站就被杭州市公安局网警大队以网站有大量“非法信息”为由关闭过，经交涉后得已恢复运行，但仅仅在一天后再度被封杀。爱琴海是在无任何通知、无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形下，被浙江省新闻办公室和通讯管理局突然关闭的。

2006年3月21日，《新京报》报社社务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错误刊发〈王天成起诉武大博导周叶中〉一文的处理决定》，“本报3月20日A23版刊发《王天成起诉武大博导周叶中》一稿，违反了上级主管单位的有关精神，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受到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经调查，下列人员负有直接责任：萧国良在文化副刊部内部传达上级精神不及时，负有管理责任；编辑金秋未对此稿提出疑问即上版，负有编辑责任；记者张弘一稿两传，负有不按流程操作的责任；任世武负责当晚版面付型，没有了解与遵守有关指示精神；负有管理责任。值班副总编辑孙雪东没有最后制止这一稿子见报，负有把关责任。根据报社有关规定，经社委会研究，决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如下处罚：1、对金秋、张弘进行批评教育并分别扣罚1000元奖金；2、对萧国良、任世武进行通报批评，分别扣罚1000元岗位工资；3、对孙雪东扣罚2000元岗位工资，并要求其在社委会上作自我批评。”足见当局对媒体新闻自由控制触角之深。

2006年4月12日，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重申电视国际新闻管理规定的通知》，要求各级电视台播出的国际新闻必须统一使用由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提供的电视国际新闻，严禁擅自使用从境外卫星电视收录或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国际新闻素材制作、播出广播电视国际新闻节目和国际时事政治专题节目，不得将境外卫星电视图像配以新华社文字稿进行播出，等等。

2006年4月16日，中国外汇存底截止到3月底已经达到8751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2006年5月20日，中国三峡大坝完工。

2006年5月30日，台湾《中央日报》刊出告别辞《期待再相见》后停刊。这是党报体制的最终归宿。

2006年6月1日，《解放日报》记者马骋起诉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信息不公开，被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这也是国内首例新闻记者起诉政府部门侵犯新闻采访权的案件。

2006年6月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主播李梓萌和康辉搭档亮相。

2006年6月，《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刑1年。他曾调查采访湖南隆回县肉食水产公司和造纸厂国资流失问题。

2006年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有关新闻媒体的条文，其中规定：“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第二期顺利通车，首班列车分别从格尔木和拉萨开出。

2006年7月8日，重庆市公安局出台网络恶法《关于加强国际联网备案管理的通告》，居然作出明显侵犯个人隐私权的规定：个人在家上网也要在公安局备案，拒不执行者，轻则将被警告，重则将被停机半年。

2006年7月4日，海南省在国内影响力最大的三个网站中的两个：凯迪网络和天涯社区最热门的时政板块“猫眼看人”、“天涯杂谈”、“关天茶舍”突然从网页的首要位置掉下，凯迪的“网络批评”版也成了“植物人”。

2006年7月13日，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毕节法院判处两年徒刑。此前，李元龙曾以“夜郎”为笔名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生的平凡死的可悲》等抨击时弊的文章。

2006年7月25日，新浪财经转发《第一财经日报》稿件《各省区上半年GDP座次排定广东山东江苏居前三》时，把标题改为《GDP山东吹响过万亿全国人民不客气》，被北京市新闻办主任蔡赴照严厉批评，“修改这样的标题就是煽动暴乱”。为此新浪被处罚一个月不准做嘉宾访谈。

2006年7月26日，世纪中国网站（www.cc.org.cn）和世纪沙龙网站（www.ccforum.org.cn）被北京市网络管理办公室关闭。

2006年8月11日，《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记者昝爱宗，被杭州市公安局网监分局以“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罪”，行政拘留7日。昝爱宗曾调查过浙江杭州市萧山区政府暴力拆除基督教堂‘7.29事件’。后被《中国海洋报》开除，并被新闻出版总署吊销记者证。

2006年8月15日，重庆市彭水县教委人事科科员秦中飞，因用手机短信编发了一首讽刺前任彭水县委书记马平，现任县长周伟，县委书记蓝庆华的诗，而被彭水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被关押在看守所10天后，被公安局正式逮捕，30天后取保候审。公安机关还传讯了接收短信的10多个人，以及这些短信的二次甚至三次传播和接收者，至少有40多人受到牵连。此案被称为“彭水现代文字狱”案。

2006年8月28日，上海《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和编辑翁宝，被全球500强企业之一、在中国的最大出口额公司富士康（原告为其全资子公司“鸿富锦”）告上深圳法庭，提出高达3000万元的天价索赔，并通过法院冻结了这两名记者的全部财产。6月15日，他们在该报发表报导《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披露该公司员工“超时加班”真相。8月31日，原告将索赔金额改为1元。9月3日，原告撤消诉讼并与该报共同发表声明，双方互致歉。为此，国务院新闻办网络管理处处长向各大网站发布指令：“不要炒作这个事件，谨防台独分子利用”。

2006年8月25日，《纽约时报》驻京研究员赵岩被以“欺诈罪”判刑3年。2004年9月17日，赵岩被指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提前泄露江泽民将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被以“泄密罪”逮捕。2006年4月，胡锦涛访美前赵岩被撤消指控，随后又被恢复。宣判时法院将“泄密罪”改判为“欺诈罪”。为此，赵岩获得记者无国界“2005年度法兰西基金奖”。

2006年8月3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新加坡《海峡时报》首席驻华特派员程翔控以间谍罪一案宣判：程翔间谍罪成立，判入狱五年。程翔在“六四”前是香港《文汇报》的记者，参与了抗议天安门广场屠杀而开天窗的“痛心疾首”事件。这次他是由于把胡锦涛关于向古巴学习的讲话透露出去而被捕。

2006年9月4日，网易文化频道做了“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调查。截至9月15日下午6时的投票结果是，在11271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达65%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投票原定于10月11日结束，却在9月15日被强行终止，而且有关网页也被删除。网易迫于当局压力，不得不解雇新闻频道主编唐岩及评论频道主编刘湘晖。

2006年9月10日，新华社发布了《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规定“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应当经新华通讯社批准，并由新华通讯社指定的机构代理。外国通讯社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发展新闻信息用户。除指定机构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代理外国通讯社的新闻信息。”新华社将每年对外国通讯社进行年审评估，严重违规者将被吊销营业执照。

2006年9月11日，《新快报》刊登邝飙作的描绘胡锦涛的漫画——总书记的热泪为谁而流？漫画是身穿西装的胡锦涛坐在书桌前，泪流满面，脸上和衣衫领子上都有大滴的眼泪，右手持笔回信，左手拿手帕随时擦泪。这是中国媒体二十多年来再现中央领导人漫画。

2006年9月12日，最高法院在北京举行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明确了法院新闻发布的五个“禁区”：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被告人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未成年当事人情况的各种资料；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除审判结果和必须发布的事实、理由以外的其他内容；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情况及上下级法院的内部函件；院领导指示不得发布的其他信息——以上五项内容一律不得发布。此外，有关刑事案件审判中的各种综合性数字，未经有关部门或领导批准不得发布。

200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社保基金挪用案遭革职查办。

2006年10月16日，何家栋先生病逝，17日，刚刚印好的《何家栋文集》遭当局封杀，协助编印《文集》的丁东遭到抄家并被拘捕（当晚放回），其电脑、日记和大量书籍、资料的等被没收。

2006年10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在美国华盛顿语出惊人，“中国的网站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言论天地，因为每逢中国发生重要突发事件，几分钟内中国互联网就会有数以千计的人就事件留言”。

2006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同时在上交所和港交所同步上市，此次工行上市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IPO）。

2006年10月30日，《三联生活周刊》以“‘文革’结束时刻”为封面故事，并在封面配了江青的照片，被中宣部指责违反“重大选题”申报规定，要求三联“自我批评及检讨”。根据中宣部的文件规定，任何“重大选题”都要向中宣部申报，文革是其中之一。由于杂志事前未申报，因此遭批判。

2006年11月1日，北京市新闻办网络管理处主任陈华向博客中国发布命令要求：1、停止三天更新博客中国首页内容；2、删除何家栋、李一磊、李玉海、李新德的专栏；3、对责任人博客中国主编进行处理。

2006年11月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

2006年11月6日，记者无疆界再次公布了全球167个国家新闻自由状况的排名表，中国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从去年的第159名降到了第163名。

2006年12月8日，人权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年度报告，指责中国目前有至少31名记者遭当局囚禁。

2006年12月10日，南京市新闻出版局查扣《历史大趋势》一书。该书由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南京老报人强剑衷主编，2006年10月由香港新苗出版社出版。

2006年12月中旬，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印数18000册。但书一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很快便接到了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指示，印出的书一律封存，不准销售。当局还追查了这本书的出版情况。

2006年12月17日，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该杂志年度人物：你！互联网的使用者。《时代》周刊说，正是千千万万个网民浏览网站，创建博客、视频共享网站和交友网站，才使网络信息爆炸性增长，推动传媒进入大众唱主角的时代。

2006年12月31日，《百姓》杂志主编黄良天被免职，与原《农产品市场周刊》主编李炜交换职位。黄良天被调离的理由名义上是“司处级的干部应该定期轮换岗位”，实际是因为《百姓》杂志针砭时弊的报道风格。

2007

2007年1月1日，国务院新规定，“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争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但此规定在2008年10月17日将自行废止。

2007年1月1日，死刑核准权上收最高人民法院。

2007年1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会议上宣布对八本图书的禁书令，并且要求对出版社进行惩处。八部图书的目录如下：《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原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主编朱凌撰写关于姚立法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旷晨主编的四本对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历史回串的《年代怀旧丛书》、国亚讲述150余年以来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命运的长篇小说《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晓剑讲述辛亥革命到大跃进历史的长篇小说《沧桑》、胡发云讲述非典期间女子因互联网而放弃作副市长情人的长篇小说《如焉》，以及朱华祥反映新闻工作者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新闻界》。“违规”的原因，除了《风云侧记》被认为“泄露国家机密”外，其余未给出明确理由，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更是被邬副署长明确向湖南文艺出版社指出是“因人废书。”为此，章诒和公开发出抗议之声。

2007年2月2日，CCTV在2006体坛风云人物评选中作弊。原本落后的丁俊辉，突然在1小时在内猛增100018票。“做人不要太CCTV了。”因此成为2007年网络流行语，被用来表示用不正当手段损害他人利益或卑鄙无耻的意思。

2007年2月9日，贺卫方、浦志强、萧瀚、许志永发表《请公开你们的理由！——关于新浪博客删贴的联合声明》，表示新浪将涉及章诒和、崔英杰这些名字的帖子蛮横删除的做法，是对博主尊严的伤害、对博主言论自由的侵犯。

2007年2月25日，旅美华人杨紫烨拍摄《颖州的孩子》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这部片长仅39分钟的纪录片，讲述了中国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的真实生存状态，整个拍摄过程耗时1年多，导演采访了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地区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对当地艾滋孤儿的生活做了详实纪录。

2007年2月28日，新华社原著名记者戴煌先生状告新闻出版总署，要求撤销《关于撤销作家出版社〈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选题的函》。

2007年3月3日，赵俊萍因其经营的加油站被强制拆迁，在激愤之下编了一条短信，发给西丰的部分领导干部：“辽宁西丰有大案，案主姓张是正县，独霸西丰整六年，贪赃枉法罪无限。大市场案中案，官商勾结真黑暗，乌云笼罩西丰县……”短信发出的当天，西丰县公安局“根据县领导指示”以涉嫌诽谤罪将参与发短信的赵俊萍及其二姐等人抓捕。赵俊萍到北京上访被抓，后被西丰县法院以“诽谤罪”与“偷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2007年3月5日，原本应该上市的《财经》杂志直到3月9日才上市，且出现了“阴阳刊”。一部分杂志的封面文章是《物权法奠基》，128页。另一部分杂志的封面文章却是《股市高处不胜寒》，120页。而网络版封面文章是《物权法奠基》。

2007年3月13日，中共平度市委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新闻媒体报道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强化守土意识，牢牢绷紧舆论安全这根弦。要从思想上消除误区，彻底改变应对曝光是宣传部门的事这一偏见，积极应对新闻舆论监督。要像对待信访问题一样重视新闻舆论监督，把应对舆论监督当成稳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措施，力争把负面报道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物权法。同年十月一日开始实施。

2007年3月16日，新华网、中央政府网、人民网删除温家宝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至于你谈到香港出版的书和我谈的这些观点，我觉得没有任何联系。我也没有读过这本书。”此书指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赵紫阳曾是温家宝的老上级。

2007年3月19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向杨武下达的限期履行通知书，要求被申请人杨某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3日内自行搬迁，并将九龙坡区杨家坪鹤兴路17号房屋，交重庆智润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和重庆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拆除。由此使得“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新近通过的《物权法》也面临着考验。

2007年3月19日，浙江省宁波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原爱琴海网站总编张建红（笔名：力虹）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力虹只不过仅仅写了62篇涉及法轮功问题而批评政府的文章。

2007年4月2日，网民周曙光利用博客，参与到“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中。周曙光用手机拍摄、采访，并上传到视频网站，纯民间非职业的视角使他的报道有了更多“草根”的声音。

2007年4月18日，章诒和状告新闻出版总署。

2007年4月，北京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被要求退出时政报道，原执行主编苗炜受到“严重内部警告”的处分，并降为副主编。北京宣传部门内部制定了“出轨”媒体分数线，被打12分就意味着该媒体要被关闭。《三联生活周刊》因未申报“文化大革命”的选题而刊登“文革”方面的专题文章，并刊登前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妻子江青的照片，被打了6分，属于“黄牌警告”。现在要求《三联生活周刊》少涉及时政及社会报道，报道应以生活和娱乐为主。

2007年5月9日，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先后三次赴山西并编发报道21期揭露山西黑奴工，才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震惊与关注。随后400多位绝望至极的父亲在大河网联名发出求救信《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的网民及公众对这起发生于21世纪的惨无人道的“包身工”事件也都纷纷给予了愤怒地痛斥和鞭挞。

2007年5月15日，赛浪网“夜色朦胧”博客空间的主人因在自己的博客发布色情小说被北京警方拘捕，他成为利用博客空间发布色情、淫秽物品而被捕的第一人。

2007年5月，一个开在网易的名叫“带头大哥777”的博客，就因为股民们指点迷津且荐股准确率高达90%而受到热捧。开博不到3月点击就突破900万，单日点击已超过老徐，成为“中国第一博”。2007年7月，“带头大哥”因涉嫌利用网络非法敛财，被吉林省警方依法逮捕。与此同时，各网站荐股类帖子数量骤减。2008年1月9日，“带头大哥777”在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受审。

2007年6月1日，手机短信参与到厦门“PX”事件中，近万名厦门市民自发上街“散步”，要求停建PX项目。在此之前，厦门市民收到一则提醒厦门市民关注PX项目建设及号召市民进行群体性表达的手机短信，这则短信在厦门用户手机和网络间广为流传。网民北风及令狐补充，利用手机短信及网络接力，成功地在牛博网上全程报道了厦门反PX群体事件的现场进程。这次直播几乎成为公众惟一的连续的现场消息来源。以短信息和网络等新媒体形式，成功进行群体动员及事件的报道，开创了中国互联网的先河。“厦门人”因此被《南方周末》评为2007年度人物。

2007年6月4 日，在“六四”十八周年之际，《成都晚报》在分类广告栏刊出“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当广告主陈云飞找到钟声广告公司要求刊登广告时，公司女职员以为“六四”是一场矿难，所以广告得以刊登。后《成都晚报》的一名副总编辑李少军、两名编辑、四名广告部职员全被开除。钟声广告公司的总经理被当局勒令写检讨，不久后该广告公司倒闭。

2007年6月4日，太原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发布《关于查处非法传播《奥你妈的运》歌曲的通知》，要求查处一首由“盘古乐队”演唱，太原底层音乐工作室制作的歌曲《奥你妈的运》以及包含该歌曲的专辑《一个理想十块钱》等，理由是该首歌曲严重违反了《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法规的规定，造成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2007年6月5日，视频共享网站YouTube创始人陈士骏获得有网络奥斯卡奖之称的第十一届“威比”（Webby）年度人物奖。组织者认为，YouTube在拓展媒体版图、重塑政治及流行文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2007年6月10日，著名作家王朔在鲜花村博客上写了封“举报信”，举报广电系统各电视台电视剧审查小组利用审查节目之便存在的收受剧组贿赂的行为。他揭发北京广电系统审查小组价格已高达每轮审查小组每人收受3万至5万元。

2007年，中宣部要求《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南方周末》擅长写杂文针砭时弊的杂文编辑鄢烈山和经常撰文揭露铁路、电信、保险、民航、医院等垄断行业黑幕的编辑曹西弘离开。后来该报领导开明决定鄢烈山和曹西弘可以继续留用，但对外不使用他们的真名真姓。

2007年6月20日，《中国县域经济报》山西站记者苗葳被迫辞职。苗葳因为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批评了《中国县域经济报》不认真做好新闻报道、而是以经营任务压迫记者站的做法，受到《中国县域经济报》社长（原《经济日报农村版》社长、《经济日报》农村部主任）许宝健的责怪、施压，称苗葳“反党反社会主义”。

2007年6月2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柴静在其博客帖出《你是公民，也是记者——《新闻调查》征集各地违规豪华办公楼图片》。帖子在短短一周内，点击率超过了7万次，跟帖多达1500多条。但也有不少网友质疑，央视耗资百亿的新大楼本身就“超标”，居然好意思纠察别人。

2007年7月4日，已有13年历史的知名NGO通讯——《中国发展简报》英文刊被取缔。来自英国的Nick Young于1996年创办了该简报，是中国惟一的一份以英语专门发布中国状况的通讯。在北京市统计局网站上称：“《中国发展简报》英文刊受境外组织资助、在中国境内刊发、未经合法注册的非法刊物，并长期在我国境内各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从事调查活动，其中部分调查内容涉及敏感问题，其调查活动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委托境内具有涉外社会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调查项目也未经审批。”

2007年7月6日，官方以《民间》未申请刊号为由查封了该杂志，接着在8月20日屏蔽了《民间》网站（因服务器在海外）。11月29日，执行主编翟明磊的家被抄、《民间》过刊和电脑硬盘被抄走。《民间》杂志创办于2005年，季刊，是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民间刊物，中国第一份以公民社会为理想，反映中国草根行动者的公益读物。

2007年7月23日，济南23岁女网友“红钻帝国”因在舜网论坛发帖认为济南暴雨中银座商场进水肯定淹死了人而被拘留。

2007年8月1日，北京网络媒体协会招聘的首批200名北京网络义务监督志愿者上岗。北京网络媒体协会要求每人每月举报50条有害信息，不仅有网页链接地址，还要有截屏图像，经协会确认核实方为有效。表面上以北京网络媒体协会的名义，实际上这是北京市网络管理办公室所为。

2007年8月2日，山东滕州市公安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法制早报》山东站记者齐崇淮（网名白展堂123）抓捕。齐崇淮被抓是因他在新华论坛曝光了滕州豪华政府大楼，他被当局指无记者证，并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

2007年8月6日，记者无国界组织干事罗伯特。梅纳德和三名同事一起在北京奥运组委会总部的对面示威，拉起一幅用五个手铐组成的奥运会标志的横额，抗议北京没有履行在境内实现新闻自由的承诺。次日，四人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

2007年8月8日，中共官方英文网站（www.chinadaily.com.cn）出现“六四”屠城内容。在一篇文章题为“中国邀请世界参加奥运”（China invites the world to Olympics）中出现“当本周以来阳光头一次刺破迷雾时，一百万北京市民纷纷走向公园。而正当庆祝活动进行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周围守备森严，在这里，1989年的时候，军队镇压了争取民主的示威行动，并造成大量伤亡。”这种“严重政治错误内容”可能是由于编辑的失误造成的，存在12小时后被删除。

2007年8月1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损害商品声誉罪”，判处因报道“纸馅包子”的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记者訾北佳有期徒刑1年。“纸馅包子”事件在国际上影响极大，因此被当局严厉处罚。除訾北佳被判刑外，北京电视台台长遭通报批评、总编辑遭行政警告处分、主管副总编辑遭记过处分、生活节目中心副主任、分管《透明度》栏目的副主任、《透明度》栏目制片人等三人遭撤职处分；《透明度》栏目所有编辑和记者被开除。而且北京电视台与中央电视台大量编制外记者也遭开除。实际上，《透明度》栏目是由北京市工商局每年支持40万元与北京电视台合办为其脸上贴金的节目。

2007年8月14日，博易网发布公告称，“博易现由于个别站点内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按上级部门要求进行全面的内容审查，在此期间暂停对外服务。”

2007年8月14日，陈树庆因在境外刊物和网站上发表文章，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200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等五个中共喉舌报纸的头版内容和排版竟然几乎完全一致，这成为报业绝唱。

2007年8月30日，《突发事件应对法》被通过。这部法律规定媒体在突发事件如事故、灾害中不得发布传播虚假信息。媒体如果未经允许擅自发布信息，有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实际上，这就是要求媒体在自然灾害、工业事故、瘟疫等重大涉及公共安全的领域只能转发新华社的通稿，不能自己派遣记者独立采访报道。

2007年9月1日，北京推出“首都网络110虚拟警察”，首先在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上岗，到同年12月底覆盖北京所有网站。

2007年9月20日，《社会新闻报》被以“非法报纸”名义取缔，社长兼首席记者高扬、编委何桂英被捕。该报曾对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法案件进行报道，触怒营口警方，营口警方与北京警方合作“以非法经营罪”处置了该报。

2007年9月，在《民间》杂志被禁后，其主编翟明磊在网络上创办了“壹报”电子刊物，号称“一个人的报纸”，从采访、写作、编辑、网络上传都由他一个人完成。

2007年10月19日，北京市通信管理局以牛博网未通过电子公告板业务的前置审批及没有取得电子公告板业务的许可证的为由关闭了该网。

2007年10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2007年全球网络自由法案”，其中一条法案的中心内容是：“促进因特网上的言论自由，保护美国的企业，使之不致强制性地被迫参与外国政府的迫害行为以及为其它的目的服务”。这更多的针对的是缺乏言论自由的中国，2004年曾发生雅虎出卖记者师涛一案。

2007年10月26日，总部位于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公布2007年全球新闻自由排名，中国在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163名。

2007年11月1日，雅虎（yahoo）法律总顾问迈克尔·加拉汉（Michael Callahan）就没有及时向美国议员陈述雅虎与师涛一案的相关信息表示道歉。由于雅虎向安全部门提供信息，导致《湖南商报》记者师涛在2004年被关押。

2007年10月12日，陕西林业厅公布了猎人周正龙的“华南虎”照片。当天15时46分，网友“人力车夫”率先在摄影专业论坛“色影无忌”上转载该信息以及华南虎照片。当天晚上21时25分，质疑南虎照片的声音开始出现。网友“林中啄木”跟帖发出“照片像是PS的”的感性怀疑。第二天22时05分，“靠PS吃饭”的网友“洪都刀客”发帖称：大家可以根据（照片中）树叶的大小，推算出老虎的大小，如果照片是真的话，老虎估计只有老鼠那么大。这开启网民“打虎”浪潮，成为2007年在中国互联网最具轰动的事件。在《南方周末》2007年度人物评选，“打虎网民”因400票之差败给“厦门人”。“华南虎”也因此成为2007年排名第一的笑话新闻。

2007年11月21日，陕西志丹县数人因一条讽刺政府机关领导干部的短信遭处分，其中4名科级干部被免职；李某、孙某因编发并传播此条手机短信，被依法逮捕；刘某被刑事拘留。

2007年11月27日，《南方都市报》在一篇介绍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的文章中用了通栏标题《专制独裁统治必然失败》，引起舆论巨大反响。

2007年11月20日，上万名“蚁力神”的养殖户无畏于摄氏零下12度的沈阳寒天，晚间聚集在保健品企业“蚁力神”的总部索讨款项，愤怒包围辽宁省政府抗议，至22日一早，在省府前抗议的群众达2-3万人。沈阳当局则派出至少7、8千武警戒备，全沈阳的警力都投入到省府。这一群体性事件的消息再次遭到中共当局封杀，甚至“蚁力神”都成为网络搜素引擎的过滤词，搜素为无结果。2006年网上曾流传揭露“蚁力神”的顺口溜：“王奉友，不简单，骗了养户万万千。时间越长人越多，就像一座宝塔山。尖上风光无限好，人人都嚷挣了钱。底座岌岌又可危，回本都是一大关。提醒大家擦亮眼，谁也不要再装憨。公司不是良循环，千万不要再投钱。根本不能挺几天，月底肯定就玩完。”

2007年11月8日，凤凰卫视访谈节目《世纪大讲堂》播出的民间学者王康主讲的“俄罗斯的精神和梦想”，他们把这个分为上下集，播了上集，播了一个星期后，又播了下集。抨击俄罗斯前共产专制，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看完后大怒，下令禁止王康再踏足这个节目，并下令撤换主持人曾子墨，要求凤凰卫视派出主管级的负责人到中宣部接受训话。

2007年12月6日-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连续4天试用新主播，海霞、李梓萌、康辉、郭志坚等4位新主播分别亮相。这是《新闻联播》开播近30年来第一次集中推出新面孔。

2007年12月17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手机短信息发布公共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对以手机短信形式传播的涉及公共信息的部分作了规定。如有通过手机短信“传播和散布谣言”并“涉及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将由北京市公安局牵头，协同有关部门和通信局及相关通信运营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查处。这是北京市违宪无视公民隐私权对手机短信进行监控。

2007年12月24日，中共响水县委宣传部发布《沉着应对突发事件全力做好舆论引导——响水“11？27”事故新闻协调工作的主要做法》的文件，大言不惭地宣扬在重大化工爆炸事故中如何控制媒体。随后这个文件在网络与媒体从业人员之间广泛流传。

2007年12月2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很黄很暴力”新闻。这是配合“抵制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和依法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专项行动”而做的。13岁小女孩张殊凡“现身说法”：“有一次上网查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网页，很黄很暴力，我赶紧把它给关了”。此语一出，立即成为网民嘲笑的对象。“很黄很暴力”也因此成为2008年首句网络流行语。

2007年12月28日，胡紫微大闹CCTV-5新闻发布会。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改名为奥运频道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胡紫微在会场以特别方式披露了其夫张斌的婚外情。现场被人用手机拍下，视频先是在国内的“土豆网”上播放，之后又被转发到Youtube，相关文章在网络里被广泛转载，评论及口水铺天盖地。“事件的传播过程再一次证明网络的力量、‘和谐’的力量、民众对一个突发事件的参与力度。”来自网络的消息称，胡紫微曾因涉及“纸包子”假新闻及报道海尔负面新闻而被停职。胡紫微在现场引述了法国外长的一句话“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让不少网友对事件作了更深层次的解读。

2007年12月29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信息产业部发布《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规定只有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单位才能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而且须取得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随后，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国际在线、央视国际、中青网、中国经济网、中国广播网等8家官方网络媒体签署《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自律公约》，进行自我阉割。

2008

2008年1月1日，原北京娱乐信报社副总编辑骆爽（笔名凌沧洲）致信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等领导人，要求《推进新闻出版自由，开放报禁刊禁网禁》。在公开信中，骆爽用了“四个问题”、“十条建议”、“三个有利”来进行呼吁。

2008年1月1日，雅虎公司和劳改基金会于创建了雅虎人权基金，以帮助中国网络审查制度的受难者及其他政治犯。

2008年1月4日，辽宁西丰公安局警察随后赶到《法制日报》报社抓捕记者朱文娜。原因是该报记者朱文娜发表了《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文章。文章报道了辽宁西丰女商人赵俊萍因不满县政府对其所拥有的一加油站拆迁补偿处理，编发短信讽刺县委书记张志国，被判诽谤罪。随后西丰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对此舆论哗然，迫于舆论压力，辽宁西丰县政府做出了让步。《法人》杂志总编辑王丰斌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声明对媒体同行的报道关心表示感谢，并说“舆论监督报道遭遇诽谤立案，新闻记者遭遇警察拘传，这不仅是新闻媒体的悲哀，更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耻辱。在此，我们由衷地希望发生在朱文娜记者身上的噩梦永远成为过去。”随后，王丰斌宣布辞职。

2008年1月4日，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在讲授“生态经济与中国人口环境”选修课的最后一节课时，因为逃课学生人数太多而与一名欲离开教室的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事发后，一些目击学生将事件经过写成帖子，发在网络上，事件逐渐为公众知悉，被称为“杨帆门”事件。

2008年1月11日，《通州时讯》的摄影记者王力利突然被辞退，理由是1月10日《通州时讯》第二版刊登的他拍摄的北京通州区邓乃平区长代表区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图片“出现导向性偏差，政治影响极其不好，属于严重失职，是一起政治事故。”舆论大哗，认为一张区长低头照引发“政治事故”使记者遭解雇很荒唐。《通州时讯》原是北京通州区委的机关报，五年前国家报刊体制改革取消县级党报后，改为《北京娱乐信报》的社区版。为了便于人事管理和广告运营，《北京娱乐信报》和通州区委宣传部共同成立了一家名叫信通力达的广告公司，但报纸实际上还是由通州区委宣传部主办。

2008年1月17日下午，CNNIC发布了《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止200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1亿人，仅以500万人之差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2008年1月19日，《南方周末》年度盛典“致敬2007”活动举办时，该报将倡导言论自由的《炎黄春秋》杂志评为2007年中国媒体最高“致敬奖”第一名，邀请该社社长杜导正出席颁奖会，但举办之时，却接到中宣部新闻出版一个部门的负责人的电话，要求禁止获奖的《炎黄春秋》四个字出现，《南方周末》妥协了。

2008年1月22日，公安部、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今年1月至9月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开展依法打击整治网络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专项行动。这次专项要“对网上含有淫秽色情、低俗不良信息内容的网站栏目、标题、视频做一次彻底清理”。行动将重点整治视听节目、博客、播客、网络动漫、点对点网络和手机网站。会议披露，2007年，全国各地共破获网络淫秽色情等刑事案件524起，刑事拘留868人，查处网上治安案件1609起，治安处罚1911人；关闭、清理境内淫秽色情网站、网页4.4万个，删除网上淫秽色情信息44万多条。

2008年1月25日，南方发生雪灾。

2008年1月27日，发布了疑似源自陈冠希家中的不雅照片，这组照片随后在互联网广泛流传。这次曝光事件一共涉及人员包括Maggie Q、Stephy、周丽淇、张柏芝、Rosanne、萧亚轩、谢凯珊、蔡依林、钟欣桐、陈文媛、容祖儿等人。“艳照门”一环接一环，让人止不暇接。北京警方表态，向朋友赠阅“艳照门”图片违法，如果是通过网络打包传播数量在200张以上，或传播到网上使点击数达到1万次以上，都将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2月21日，西安市公安局网监大队经群众举报，在西安市鱼化寨抓获一非法传播出售“艳照门”照片嫌疑人。2月13日，山东淄博市网民“你很无聊”因在中华宽带论坛发帖“CGX图片全集”被刑拘。2月14日，21岁的山东泰安男子李某在QQ个人空间传播“艳照门”事件的相关图片180多张，被处以治安拘留10日并处3000元罚款。2月14日，浙江岱山县一名青年在QQ空间上传“艳照门”事件图片，被行政拘留10日。2月27日，一句广东顺德男子当街叫卖“艳照”光碟，被拘留10日。

2007年1月28日，湖南卫视宣布取消精心策划的春节联欢晚会。利用4天半时间赶制出“爱心大融冰——我们一起过年”的赈灾晚会。仅仅三个半小时的晚会募捐到3亿1700多万人民币。赈灾义演刚结束，便有网友在网上发布题为《湖南卫视赈灾义演的10大感人瞬间》的帖子。而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却仅仅募集到8000万。

2008年2月，知名诗歌物刊《诗歌月刊·下半月》，因刊登了诗人叶匡政长诗《571工程纪要样本》及相关评论而被批评，最终招致停刊。该诗刊自2006年1月创刊，今已出刊27期，以富有特色的专题策划方式赢得诗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

2008年2月，《炎黄春秋》再次在头条《亲历记》专栏，刊登了前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的文章，标题是《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而作》，在第二页显著位置刊登了赵紫阳1984年3月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与其他中央负责人的合影。此前的2008年第一期《炎黄春秋》杂志，在头条发表田纪云撰写的特稿《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主要回忆胡耀邦和赵紫阳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大胆尝试和大力支持。《炎黄春秋》杂志近年来被广泛视为是中国媒体中一份开明、敢讲真话的杂志。该杂志主要记述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宗旨是“求实存真”，“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炎黄春秋》的编委、作者和顾问，主要是一批退居二线的中央部级领导。

2008年2月5日，楚天都市报报道称，“1·7”天门城管打死人事件死者魏文华的死因鉴定结果近日出台，鉴定结果表明，魏文华因外伤诱发冠心病急性发作而死亡。神奇的是，名为“海川阁”的网友于1月10日在“天涯杂谈”发布题为“魏文华一定是死于心脏病，立此存照。”的贴子，对死因作了准确的预测。帖子中关于4名犯罪嫌疑人将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刑的预测也暂时也事件的发展走向相符。

2008年春节前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联合署名的一封给广东网友的拜年信引起了广泛关注。拜年信盛赞网友“有知识、有思想、有热情、有锐气”，“成为推动广东现代化建设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信件还肯定了网友在雪灾中的贡献：“许多网民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了支持我们决策的重要基础。”网友对拜年信中使用网络用语也备加赞誉：“对于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起‘灌水’；对于我们工作和决策中的不完善之处，我们也欢迎大家‘拍砖’”。网友禺山默客对此评价甚至高：“信中体现出的平等意识和谦卑品格，让网友既刮目相看又倍感亲切。”华南师大教师黄岩认为拜年信：“向网民发出明确信息，承认网民集体智慧，承认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存在；体现了领导亲民亲政的精神。”

2008年2月，深圳南山区法院对一起盗窃QQ号码案作出了一审判决，11名被告因侵犯通信自由罪分别被判处6个月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法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但在我国的相关法律均未将QQ号码、Q币等纳入刑法保护的财产之列。因此，QQ号码和Q币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产保护对象。

2008年2月22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该报记者张晓舟的评论文章《弄他！弄他！重庆就是一座很搞的城市——东亚四强赛观察之五》一文，引起重庆各方面强烈反响。25日上午，网友“吾从周”在重庆论坛里发表一篇名为《张晓舟：你必须向重庆人民道歉》的帖子，对张晓舟此文提出异议。重庆门户网站华龙网联合当地22家网站联合签名“声讨”张晓舟，要求《南方都市报》向重庆人民道歉。2月26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致歉启事》，表示因“对重庆个别单位进行了不恰当的论调式评论”而对重庆市民、所涉单位及该报读者郑重致歉。事件引发一场网络口水战，但大多重庆之外的网络言论认为“重庆人”的反应略嫌夸张且应对失措，牛博网甚至在首页开辟“一小撮重庆市境外的反渝势力的言论汇总”等专栏，恶搞此事。

2008年2月26日，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对《台州晚报》下达《报刊违纪违规警告通知书》，责令该报的主管主办单位台州日报社对违纪违规报纸进行整改，并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出版局认为，2月20日出版的《台州晚报》，一版刊登的《当月出口首破10亿美元大关》一文中，出现“进口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日本、美国、韩国、荷兰和台湾”的提法，造成严重的政治性差错，引起极坏的社会影响。该稿件系台州晚报记者黄方考和晚报通讯员、台州海关工作人员金晖合作采写，原稿在“国家”后面漏了“和地区”三个字，以致出现将我国台湾地区与其他国家并列表述的严重政治性差错。在此后的出版流程中，编辑、值班总编、校对清样均未能及时发现这一差错，致使上述差错见报。

2008年2月28日，北京轻点万维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业务主管罗刚因该公司内通过WAP业务传播28张“艳照”而在北京西城法院受审。

2008年3月1日，昝爱宗向新闻出版总署提交了《关于创办中国真话报社和“揭穿谎言出版社”的的申请报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行政审批受理中心通过特快转递发出书面通知“不予受理”。

2008年3月3日起，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大大小小的新闻网站一早就开设了网民关注的焦点问题调查以及民意表达的专题、专栏。新华网、人民网等知名网站发起的“我有问题问总理”等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网络互动栏目，吸引了众多网民的关注和参与。在强国论坛上，《我有问题问总理》和《我给总理支一招》这两个帖文，在一个星期之内便有超过31万人次点击、近5000条留言。对于代表及委员的言论，网友也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驳或绝不吝啬的赞扬。互联网正以其他媒体不可比拟的便利性和互动性，日渐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民意通道。有论者认为：“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此前的一个观点也更受期待：“网络政治，其实质是一种民主政治，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新方式、新途径。”

2008年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黄尔梅在做客中国法院网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透露，去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以来，因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等原因不核准的案件占复核终结死刑案件的15%左右。

2008年3月7日，华商网的华南虎论坛被突然关闭，它以前的位置被“华商杂谈”取代。这个论坛在虎照事件中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平台，一度是打虎派的主阵地。对关闭论坛一事华商网给出了一则简短的通知，但是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说明是谁决定、为什么要关闭该论坛。11日，“华商杂谈”推出临时补充规定：不得谈论华南虎论坛被关闭，也不得再谈论虎照事件。华商杂谈“的版主”实名李雪菲“及”祖辈是农民“，亦在就职一天后挂冠而去。有论者认为：”关闭华南虎论坛从效果上讲明显违背舆论放宽、倾听民意的主流价值。

2008年3月，中国自由文化论坛对一位叫“石西”的网友进行介绍，“石西”却因此被逮捕15天。后来“石西”给中国自由文化论坛主持鲁扬发了下列短信：先生在自由中国介绍我，导致了我被逮捕15天，现在更加艰难。

2008年3月10日，军转干部何恩义被其所在地广西省东兴市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处以10天的行政拘留处罚，因其在QQ军转群中聊天时，谈及军转政策落实不到位问题时，表示要到北京上访等言论。

2008年3月13日，举报阜阳市颍泉区豪华办公楼“中国白宫”的举报人李国福，在安徽省第一监狱医院“自杀”死亡。这一天，是原定的李国福与其律师会面的时间。李安福所举报的“中国白宫”图片曾以《组图：各地被曝光的豪华办公楼》为题流传于各大网络论坛社区。2007年8月26日李安福被颍泉区检察院带走，随后被拘留、逮捕。

2008年3月14日，西藏发生暴力事件，致使多人死亡。15日，中国大陆地区的网民发现，无法直接访问YouTube网站。没有任何部门或机构出面解释为何导致YouTube不能访问。有境外的用户发现，有些西藏暴力事件的视频被人发布到了YouTube网站。境内的视频网站，包括我乐、优酷和土豆都没能查找到网友自主拍摄的西藏暴力事件的画面。

2008年3月14日，土豆网全天停止服务，其官方网站发布公告称：“我们正在搬迁扩建土豆的中心机房，3月14日凌晨0：00-夜间24：00，我们的服务暂停24小时。”这一事件却被业界解读为，土豆网是在两部委下发《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后，因为对内容的监管执行不力，因此遭遇关停整改。3月15日，土豆恢复服务，不过用户无法上传视频；3月17日开始，土豆网开放上传功能。据一些土豆用户反映，近期土豆的审查明显更加严格。

2008年3月16日，央视国际的复兴论坛竟然搞了一个题为“实行人民直接选市长你同意吗？”的调查。调查问题是：“若果市长不经过人大会议选举，由当地人民群众直接投票选举，你同意吗？如果市长违背人民意愿，可经过当地投票，撤销市长职务，你同意吗？”调查给出了“不同意”、“同意”及“不关心”三个选项。截止至4月5日晚，共有169756人次的网友参与了投票，其中98.16%的网友选择了“同意”。这项出现在央视国际的论坛投票，引来不少解读，有人甚至认为是故意放出来的试探气球。不过在5日晚间，论坛关闭了这项投票，但一直没有删除所在贴子。

2008年3月17日，深圳发生“记者采访被铐”事件。

2008年3月20日，广电总局发布“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抽查情况公告（第1号）”，土豆网名列“被给予警告处罚的网站名单”第一位。公告称，国家广电总局于2007年12月20日至2008年2月20日，依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对部分网站开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情况进行了抽查。包括土豆网在内的35家网站被给予警告处罚，包括BT大全在内的25家网站被责令停止视听节目服务，中国影视库等5家网站没有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资质擅自开办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2008年3月29日，郑州两名女生到“保罗国际”理发店剪发，被告知共消费了1.2万元。

2008年4月，因在网络裸聊，浙江衢州女子方某被龙游县法院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

2008年4月3日，《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了《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随后，中华网以“南方都市报正在蜕变成反华媒体反华势力的国内代表人”发起对长平与《南方都市报》的批判。值得一提的是中华网是作为新华社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而存在，是由新华社控股的公司。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梅宁华也在《北京晚报》发表《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进行批判。面对压力，长平被撤销《南都周刊》副总编职务，只保留总主笔身份。

2008年4月3日，百度百科新增了一个“城管”的词条。网友发现，该词条的释义竟然是：①名词：专门欺压弱势群体的黑社会组织。②形容词：形容残暴、血腥、恐怖。③动词：等同于打、砸、抢……4月6日，媒体披露此事，引起网络热议，相关新闻在网易24小时新闻评论排行榜中排名第一。4月7日，该词条的释义发生变化，内容改成相对正面。随后，百度词条将最后一段城管“释义”文字删除，仅保留“城管执法的主要职责”。

2008年4月6日，上海市公民杜冬劲就GFW诉中国电信案终审判决，上海一中院维持一审判决，杜冬劲败诉。

2008年4月1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了刘晓原的上诉，法院裁定案件不符合受理条件，驳回起诉，但没有解释案件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理由。历时近八个月的博客纠纷案走完了法律程序，刘晓原一无所获。2007年8月16日，北京律师刘晓原因搜狐公司隐藏锁定他的九篇时事评论文章，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该公司解除对博文的锁定，将文章显示在个人博客页面上。法庭在通知举证之后，于2007年10月12日驳回起诉，原告随即提起了上诉。

2008年4月13日前后，一场针对法国超市品牌“家乐福”民间抵制行动，以人们已经熟悉的渠道和方式——即时通讯工具或手机短信，在网上开始策划和串联。短短一天之间，光是深圳地区，就构建了10个用于信息交流发布的QQ群。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称“中国民众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意见和情绪，这些都是事出有因，法方应很好地深思和反思。”该言论被网友解读为政府支持网友们的抵制活动。有网友拍到16日晚武汉市洪山家乐福门前的中国国旗降了半旗，更引发群情汹涌。根据各地网友发布的信息，至少有6个城市发生了现场抵制家乐福的事件。

2008年4月17日，26位在网络上为广东科学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的网友代表，应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邀请，来到广州珠岛宾馆，以“解放思想，共同为广东科学发展‘灌水’、‘拍砖’”为主题，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等座谈。媒体给予了高度的评介，但有网友认为这种有组织的座谈并不是网络惯常采用的访谈形式，略显遗憾。网友期待汪洋书记能直接上网直面未经挑选的网友不经过滤的提问。

2008年4月28日，山东胶济铁路发生特别重大事故。4月30日，山东网友“SS山地师”被警方传讯，当下午即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据了解，“SS山地师”在百度高密贴吧中以“火车相撞特大内幕”为题张贴了央视国际论坛的一个截图。截图显示，十天之前的4月17日，IP为“60.215.79.x”的网友回帖：“从现在起到奥运会结束，有人要在京广线和京沪线上炸和谐号报复淄博市政府。”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12秒，四川汶川县发生7.6级地震。遇难人数超过8万人，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均有震感。网络对这次地震几乎进行了“现场直播”。在这次地震发生之后的6分钟之内，就有IP为61.161.76.*的网友在百度“地震吧”中匿名发表了一篇题为“地震了”的贴子，比新华社在14时46分发布的第一则新闻报道快了11分钟。而一位成都大学生用手机拍摄的视频短片在地震发生后的14点55分上传到了土豆网，稍后即被CCTV和CNN等电视台相继引用。国内的文字博客也引起了海外媒体关注，外媒报道称，中国牛博网的宋石男，在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便从他摇晃的公寓楼开始以博客形式现场进行报导。随后几天，大量惨烈的现场消息和照片被发布到网络上，填补了传统媒体报道中预设角度之后的空白。BBC网站的博客管凯兰－琼斯（Rory Cellan-Jones）指出，这一次在报导四川大地震过程中，网络和网民扮演着前所未有的角色。

2008年5月13日16时50分，网民“林少”在重庆万州“三峡论坛”发布了“四川——逃跑场面”的图片，将反映“成都市民欢迎奥运圣火热烈场面”的照片注解为四川民众在大地震中逃跑的场面。当地公安机关认为其故意制造恐怖气氛，扰乱社会秩序，对“林少”唐某实施行政拘留三天。

2008年5月13日，山东省滕州市法院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判处齐崇淮有期徒刑4年，贺彥杰有期徒刑2年。

2008年5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播出奥运火炬在福建省传递新闻时，主办当局号召民众为受灾的四川捐款，由几位火炬手带头往捐款箱中投钱，然而几位火炬手却假装做了一个投钱的动作，手里没有钱。该场景还出现在CCTV的《新闻联播》中。其中的造假动作后来被网友发现，并随后被贴在论坛上，在网上流传，引起众网民的炮轰。后来中央电视台作出是“补拍”的解释。

2008年5月14日，中央电视台在直播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时，突然中断成都商报记者的提问。该记者向发言人张宏卫提出“我想问一下，具体到这次地震是否在预测网上有什么迹象？或者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地下水异常、动物异常，或者一些专业的地动指标，如果这些指标没有达到发布预警的标准的话，我想问一下标准是多少？另外，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发生大的余震的可能？”“这次有没有一些前兆被我们监测出来？监测出哪些前兆？”随后中宣部长刘云山向四川省宣传部长黄新初打电话：要求“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2008年5月15日，湖南省红十字会官方网站遭非法入侵，入侵者篡改该网站面向全社会进行抗震救灾募捐的账号。5月18日下午，昆山市红十字会网站也遭到类似攻击。红十字会遭遇的麻烦远不止于此，在赈灾期间，中国红十字会及其下属机构，遭遇了深刻的信任危机。网上广泛传播的“三亚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骊态度恶劣”视频使红会形象受创：“募捐管理费”的相关规定引发网友诸多非议；采访帐篷均价过万元的传闻也遭网友的广泛质疑；红十字会与网易联合募捐的风波更引发了公众对其透明度的关注。一系列的事件，或许将改变国内官办慈善基金会的现有格局。

2008年5月，汶川地震后，有网民发贴说“成都市政府在地震后三天静悄悄地搬入新豪华办公大楼”，引起网民激烈讨论。有网民称这座政府建筑群质量过硬，在地震中毫发无损，其设计大气前卫，堪与北京的奥运会场馆“鸟巢”媲美，因而这个新行政中心又有了“成都鸟巢”的外号。7月，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的话说，成都市委市政府新办公区将对外拍卖，拍卖所得全部捐给地震灾区。有人评论说，这是顺应民意的结果。

2008年5月19日-21日，国务院决定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包括官方的新华网、人民网，以及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首页及重要频道原本彩色的页面都成了黑白页面。三天中，各网站停止了各类娱乐活动和服务；各游戏网站、各网站游戏频道一律关闭；各网站的娱乐频道、娱乐性音视频栏目及娱乐论坛也被屏蔽或跳转；各大搜索引擎的音乐和娱乐视频搜索功能也暂停了服务；各网站带有娱乐性的广告也被暂停播放。有消息称，此为统一布署的行动。

2008年5月19日，重庆《旅游新报》出版第60期后突然被停刊整顿。该报在哀悼日当天使用女模特表演的“行为艺术”彩色照片作为封面反映地震灾情，没有套黑印刷，被举报为“严重违背社会公德”。当天，重庆市新闻出版局突然下令给予《旅游新报》停刊整顿的行政处罚。在该局建议下，《旅游新报》的主管单位重庆出版集团公司对《旅游新报》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决定免去该报社社长职务，撤销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职务，并对相关直接责任人予以除名。

2008年5月21日上午，一名为“安心”的网友在成都全搜索网发表了题为《现场直播：全搜索捉鬼行动，谁在住救灾专用帐篷？》的帖子，对这次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贴出了大量救灾专用帐篷可能被挪用的图片。

2008年5月21日，辽宁一女子在网上辱骂灾区人民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迅速登上Youtube的热播推荐，激起了网友的极大反感，有人甚至同样录制视频回骂。人肉搜索引擎随之启动，该女子的一切资料都被公开。22日媒体引述沈阳警方的消息称，当事人高某在21日当天已被当地警方拘留审查，警方称，高某在20下午，因不能玩网上游戏而录制了骂人视频。有网络论者认为警方的做法于法无据，警方是“典型的以‘民愤’准绳，而不是以‘法律’为准绳。”

2008年5月22日，范美忠在天涯论坛写下了《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为自己辩护：“（范）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这位老师在地震时，弃学生不顾，第一个跑到了学校的操场上，被网友称为“范跑跑”。随后，范美忠又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写〈那一刻地动山摇〉》，说“你有救助别人的义务，但你没有冒着极大生命危险救助的义务……先人后己和牺牲是一种选择，但不是美德。”文章引发网上的轩然大波，不少网友质疑范美忠先跑掉不但没有尽到教师的职责，也有人站在范美忠的“人性”立场为其辩护，认为诚实是更可贵的品格。

2008年5月28日，李长青妻子鲍丁玲和女儿在首都机场被中国政府阻止到瑞典领取世界报业联盟“2008年度自由金笔奖”。2004年10月，时任《福州日报》采访部副主任李长青，因在博讯网披露福州市爆发传染病登革热而被捕。被指控“任意捏造事实，编造了这篇文章，意图制造恐怖气氛，扰乱社会秩序，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而判刑3年。

2008年5月29日，“肝胆相照论坛”开始再次受到屏蔽，无法登录。“肝胆相照论坛”由北京益仁平中心开办，为中国大量乙肝病菌携带者服务的网站是帮助弱势群体免受经济欺诈，消减精神压力而服务的网站。“肝胆相照论坛”曾于去年11月20号被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强行关闭。

2008年6月5日，余秋雨在其博客撰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文章引述一位未署名的佛学大师的话称，有十几亿人护持，在地震中死去的孩童全都成了菩萨。文章劝告这次大地震中遇难学生的家长停止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以免被反华媒体利用。随后网络管理部门要求各大网站重点转载。6月12日，余秋雨再发布博文《感谢灾区朋友》为自己辩护，这篇博文再次引发网友声讨，批语的声音也从网络蔓延到平面媒体。2008年6月6日，《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发表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词二首”，其中“纵做鬼，也幸福”的说辞让网友汗颜。两人因其“出色”表现，被网友戏称“南秋雨，北兆山”。

2008年6月5日，不足18周岁的女网民“谢亚”被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会同新沂警方抓捕，新沂警方对其处以3日的治安拘留。“谢亚”因5月15日玩网络游戏时，跟四川网友发生矛盾，就在自己的QQ空间里发了一篇题目为《恭喜四川发生大地震》的帖子，嘲笑汶川大地震中受灾的群众，表示自己不会有任何的同情心，也不会向灾区捐一分钱。此言论引起了网民的不满和声讨，发起“网络通缉”，部分网民公布了“谢亚”的个人信息和照片，并通过网上报警要求警方查处。

2008年6月9日，四川绵阳的曾宏玲女士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原因是其刊发在观察上的三篇有关四川地震的文章。曾宏玲（网名杉杉，原名严升莉）曾在西南科技大学工作，现在是该校的退休职工。5.12汶川大地震后，她根据自己的观感写出了《地震亲历记》三篇系列文章。后经多次辗转，刊发在《观察》网站上。曾宏玲被指“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

2008年6月9日，一篇名为《网络阴谋》的文章出现在中华网论坛上，稍后，此帖分别以《这就是凯迪论坛》等不同标题转发到中华网的不同版面，并被多个版面同时置顶推荐。该帖以网友的亲身经历的描述，揭露凯迪网“美国网特”“汉奸网站”的“真相”，引发一场针对凯迪网的网络舆论讨伐。6月13日，凯迪网主编牧沐撰文《诽谤、诬陷必将导致道义与政治上的灭亡》奋起反击，并表示誓用司法手段讨回清白。外界对这场混战的背景及前景均有不同解读。一般认为，中华网网友代表的是支持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爱国”青年，而凯迪网网友代表支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民主派”。

2008年6月3日，国内知名视频分享网站我乐网出现访问故障闭。我乐网发发布公告解释称，“网站正在对所有视频数据进行维护，大规模升级系统，由于数据量庞大，需要一定时间。”我乐网关站引发诸多猜测，6月20日，搜狐IT报道称从我乐网内部员工处得到证实，导致我乐网关站的原因竟是该公司的拳头产品——在线录制视频。小道消息称，我乐网关站与“辽宁女”视频有关，“辽宁女”视频是由网友用我乐网的在线录制视频功能录制，但上传后被我乐网的内容审核人员发现并删除。据称是我乐网的工作人员反而将本站删除的这段视频上传至另一家视频网站土豆网，此举导致了我乐网的灭顶之灾。

2008年6月6日，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全体成员与《四川文学》主编等人与冉云飞进行集体谈话，称冉云飞这段时间发表大量错误言论，并对其错误言论提出严肃批评，该省作协党组还决定：一、责成《四川文学》编辑部对冉云飞再次进行批评教育，要求其主动删除博客中有错误的文章，不再发表与抗震救灾工作大局相悖的言论。二、省作协三刊一报，一律不再刊发冉云飞的所有作品。三、关闭冉云飞办公室的网络系统。四、作协机关各部门、各事业单位要严明工作纪律，严格考勤制度，坚守工作岗位，工作人员离开成都市区履行请假手续经过批准。省作协目标办要加强监督，每月检查一次，记录在案，作为干部职工考核的重要依据。

2008年6月12日，浙江古籍出版社因2006年5月出版的一本《第九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暨第三届崂山国际茶文化节论文集》，编辑及总编辑终审不仔细，没有看出其中“西藏等国家”字样，被新闻出版部门查处，给予停业整顿三个月左右的处罚，编辑、值班总编辑记过等处分。

2008年6月15日，长春《新文化报》第6版在报道前一天中国男子足球队在天津1：2输给了伊拉克队小组赛提前被淘汰，再次彻底无缘南非世界杯时，用84磅超粗黑体字做的一个大标题：《国足再败我们无话可说》，只有标题，没有具体稿件。这个标题被网友称为“最有个性的报道”、“国内报纸对中国足球队的最经典评语”。

2008年6月19日，民间保钓联合会网站遭到关闭，与民间保钓联合会发表的致中央军委的公开信和在联合会网站首页发表质疑政府与日本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的文章有关。

200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因祝贺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到这家报纸视察，其中有一个花絮，就是总书记面对网民的提问，做了一个短暂的交流。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公开与网民交流，虽然没什么内容，却具有象征意义，说明中国执政党领袖终于承认互联网是了解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

2008年6月21日，《东莞日报》T03版头条打出《“祥云”在西藏首都拉萨传递》的醒目标题。

2008年6月22日，旅居旧金山的资深新闻记者陆铿因肺栓塞病逝于旧金山，享年89岁。陆铿是海峡两岸都值得尊敬的“祖师级”记者，曾因发表文章触怒台湾国民党当局，后因发表的《胡耀邦访问记》触怒邓小平，成为胡耀邦被迫下台的罪状之一。

2008年6月24日，网友在腾讯申请号码时发现，腾讯QQ禁止“用户昵称”和“个人说明”中出现“民主”2字。

2008年6月24日，中国安全生产报广东记者站副站长黄雄，因为蒙冤受屈的弱势群体维权，在北京又一次遭遇“黑警”非法拘禁21小时，蒙受污辱。

2008年6月24日，北京网络媒体协会通过各大网站发布招聘启事，公开招聘5名全职网络监督员。与一般的招聘启事不同，这则招聘启事并没有注明所聘请职位“网络监督员”的工作内容及工作职责，只是注明了报考条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30岁以下；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中共党员，有新闻从业经验或新闻、中文、英文、哲学、法律专业学历者优先。”“网络监督员”的工作内容及工作职责不免令人好奇。

2008年6月28日下午三点左右开始，贵州瓮安发生10万民众抗暴事件。其后，当地政府先出动200武警后又增加400武警进行镇压，并切断了瓮安和外界的通讯（包括网络）联系，同时派人在路上阻止记者进入瓮安调查采访事件真相。在事件发生一小时之后，便有网民把现场的照片、视频传到网上。后来地方政府切断瓮安本地网络之后，有几百市民连夜徒步或乘车赶到与瓮安邻近的遵义、贵阳、凯里等县、市的网吧，通过QQ、MSN、QQ群向外界发布信息。

2008年6月，继六月初我乐网以“正在维护”为由发表关停声明后，另一家访问量挤身国内前十名的民营视频网站飞视网也于近日遭遇关停。站方的声明称：“由于飞视网申请《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未果，目前属于擅自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传播。因此被广电局责令暂停视听服务！”

2008年7月1日，杨佳在上海闸北区公安局击杀警察，六名警察死亡、四名警察受伤，引起了国内外空前广泛和持续的关注。在案件发生之后，民间社会对杨佳存在一片叫好之声，杨佳则被称为“大侠”、“壮士”、“义士”、“英雄”、“斗士”、“革命者”、“当代武松”、“当代荆轲”、“孤胆英雄”、“快刀大侠”、“最可爱的人”。有网民甚至写了《杨佳列传》，“性刚烈如杨佳者，不惧死而惧受辱，一朝受辱，必流血百步，伏尸数人。”这反映了官民之间矛盾的激化状况。

2008年7月8日，据《明报》报道，中宣部近日下达通知，要求所有地方电视台在转播奥运会实时，画面必须延迟10秒左右。此举是为了防止包括外国运动员在内的人，在赛场或者颁奖台上展出政治性标语或做出令人反感的动作。

2008年7月17日，《华夏时报》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及《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朱箐，被杭州上城区法院控诈骗和挪用资金罪判处7年6个月。

2008年7月17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奚国华说慌，在中国互联网是完全自由的。

2008年7月21日，中国解禁境外报刊，包括世界主要新闻类和体育类报刊。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国际先驱论坛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电讯报》、《泰晤士报》、《中央日报》、德国的《体育画报》，意大利的《体育报》等。但只能在奥林匹克核心区域的8个奥运会书报亭才可以买到。除1处设在青岛奥帆赛运动员中心外，其余7处都分布在北京。具体说来，奥运村1处、媒体村3处、主新闻中心（MPC）1处、国际广播中心（IBC）1处、国际新闻中心（服务非注册记者的BIMC）1处。

2008年7月24日，《新京报》在C15版刊登一张取名“伤者”的照片，是对前美联社驻京记者刘香成的专访中，登出了一张刘香成在1989年“六四”事件时拍摄的市民遭戒严部队枪伤，被群众用三轮板车运往医院的相片。当局发现后，随即在市面上全面收回《新京报》，而原本在该报电子版刊登出的有关版面和内容也被撤回。随后中宣部下令追查事件，但因为奥运即将召开，目前《新京报》还没收到处罚。

2008年7月2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今日发布《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2.53亿，首次大幅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

2008年7月，青岛市国家安全局发布公告称：任何组织和个人进行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是指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下列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1、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2、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3、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4、策动、勾引、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5、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破坏活动，特别是图谋干扰、破坏2008年北京奥运会、青岛奥帆赛顺利举办的各种安全隐患、可疑情况和不安定因素。

2008年8月8日20时8分8秒，北京奥运会开幕。奥运开幕式上，一段从永定门沿中轴线直抵鸟巢的脚印焰火表演，掀起开幕式的高潮。出人意料的是，脚印却掀开了网络质疑的序幕。开幕式视频效果工作小组高晓龙向媒体透露，观众通过电视，以及鸟巢内的观众通过大屏幕看到的焰火画面是一段历时近一年时间制作完成的三维实景视频。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8月11日告诉媒体，开幕式《歌唱祖国》的声音原来并不是来自林妙可，而是一位7岁的小女孩杨沛宜。亦有网络传言称，本届奥运会主题歌《你和我》的相当部分的旋律与国内音乐人邓伟标《空》专辑中的首曲子《无觉》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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